中法文化的雙向奔赴與互動

　　在《世界文學》雜志當編輯的余中先去法國巴黎留學時，朋友托他買一本世界名著——羅曼·羅蘭的《巨人三傳》。余中先找了很久，沒有找到，書店店員也很納悶，這本書沒什么名氣啊，已經(jīng)沒什么出版社再版了。

　　余中先意識到，中國人對法國文學的認知，與法國人并不相通。那是1988年，除了19世紀以前的歌德、雨果、巴爾扎克等文豪，中國人最推崇的20世紀法國作家就是羅曼·羅蘭，最推崇的法國現(xiàn)代名著是《約翰·克里斯朵夫》。

　　羅曼·羅蘭在中國的流行，一方面得益于翻譯家傅雷以超凡文筆的譯介，另一方面，也因為羅曼·羅蘭親近左翼的立場。他作品中的抗爭精神和英雄主義，應和著20世紀中國的主旋律?！拔覀兘邮芊▏幕?，就像魯迅說的‘拿來主義’。中國人需要的就是像羅曼·羅蘭這種英雄主義、抵抗、不屈的作品?！敝袊缈圃貉芯可航淌?、著名翻譯家余中先說。

　　不過，變化在潛移默化地發(fā)生。就在80年代，在中國法語文學翻譯家的努力下，更多千姿百態(tài)的法國現(xiàn)當代作品已經(jīng)悄然進入中國。存在主義哲學、“新小說”、荒誕派戲劇等文藝新風一陣陣刮進校園，獲得了大量讀者。1986年，余中先就翻譯了薩岡的流行小說《你好，憂愁》，杜拉斯的《情人》令青年男女如癡如醉，而在電影學院，法國新浪潮電影刷新著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對電影的理解。新的法國文藝又找到了新的中國受眾。

　　“舊”的法國和“新”的法國，同時在中國流傳，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特殊狀況。

　　202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迎來六十周年紀念日。用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華譯學館館長許鈞的話說，過去六十年來，在中法這兩個東西方文化大國之間，最重要的交往，就是文化交往。“特別是對于文化多樣性的維護，這兩個國家都在世界上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比較典范的雙向互動?！痹S鈞說。

　　文學的窗口

　　在法國人的書店里，上世紀80年代之前，譯介最多的中國書籍都與傳統(tǒng)文化有關，如《道德經(jīng)》《論語》，以及《狄公案》等探案小說。魯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譯本很早就進入了法國，但零零散散，影響也有限。直到80年代中國先鋒文學興起后，當代中國作家的法文譯本在書店里多了起來，如莫言、余華、蘇童、畢飛宇等人的作品。文學成為法國人了解當代中國的一扇窗口。

　　反過來，也是如此。

　　70年代末，外國文學大量引入中國。1979年，《世界文學》雜志在停刊13年后復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譯的《變形記》。當時卡夫卡已經(jīng)在西方被捧為文學先知，而中國讀者才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80年代，法語譯者將法國文學一股腦翻譯進來，既要補古典文學的課，又要翻譯新流派、新作品?！拔覀冇枚潭淌畮啄辏瑢⒎▏鴰资甑闹匾髌范挤g過來了。”余中先說。

　　介紹新作家、新流派，是余中先為自己選擇的翻譯方向。那些如雷貫耳的世界名著，已經(jīng)有不少翻譯版本，他無意為其增添一個新的版本，即便這樣做也許會讓他早點成名。他希望盡快為國內(nèi)讀者引進更多新作家，做拓荒的工作。

　　他的第一部翻譯作品是薩岡的《你好，憂愁》，這是薩岡18歲時寫的流行小說，在法國引發(fā)了持續(xù)的轟動。他發(fā)力最多的方向，是當時的“新小說”派和荒誕派戲劇，他翻譯的《等待戈多》至今仍是流傳最廣的譯本。法國文學最高獎龔古爾獎頒發(fā)后，往往過了一兩年他就翻譯出來，讓中國讀者緊緊跟隨法國文學發(fā)展趨勢。

　　相比之下，法國人對中國文學的翻譯要慢一些，但他們了解中國的興趣卻同樣旺盛。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華譯學館館長許鈞很早就去法國留學了。他原本1975年就有機會留法，因為身體原因，推遲到1976年，那年他才22歲。法國人對這群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充滿好奇，拉著他們辦了很多小型沙龍。有時在工廠，有時在農(nóng)場，在政要的客廳，也在老百姓的家里，幾個中國留學生被一圈法國人圍在中間，留學生先作簡短發(fā)言，然后迎接法國人連珠炮的問題。

　　“沒有什么尖銳的問題，他們非常關心中國人，關于我們在中國的生活，中國人之間的傳統(tǒng)、禮儀等等?！痹S鈞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在法國的兩年，這樣的沙龍他參加了至少四十多次。有一次，幾個留學生受邀去中法建交后法國首任駐華大使馬納克家中小住，每天與大使交流。在中國還沒開放國門的時期，留學生成為了法國人了解真實中國的入口。

　　法國人讓許鈞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回國后，他開始翻譯法國文學。1980年，他翻譯的第二本書是年輕作家勒克萊齊奧的《沙漠的女兒》。因為那本書，他與勒克萊齊奧結識，友誼持續(xù)至今。許鈞逐漸發(fā)現(xiàn)，這個法國人對中國并非只有浮泛的興趣，而是真正的關心和入迷。

　　當時的翻譯是廣撒網(wǎng)與重點突破的結合，廣撒網(wǎng)的典型，是柳鳴九的行動。柳鳴九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擔任過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他主編了《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十卷七十冊，系統(tǒng)引進20世紀法語文學，其中大量作者對于中國人都是新面孔。比較年輕的兩個人，勒克萊齊奧和莫迪亞諾，二十多年后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到80年代末，中國讀者對法國現(xiàn)當代文學全貌已經(jīng)可以有基本的認知。如今回想，那一代譯者作出的貢獻難以想象。

　　就在那時，法語翻譯界又集體向一座高峰發(fā)起沖擊。

　　請進普魯斯特

　　1986年，許鈞在南京大學接到一個電話，譯林出版社編輯韓滬麟邀請他翻譯《追憶似水年華》。掛掉電話，他受寵若驚。當時，韓滬麟在全國邀請到15位法語翻譯名家，組成黃金班底，最年長的是羅大岡，已經(jīng)年過七旬，最年輕的是許鈞，剛剛三十出頭，以及許淵沖、李恒基、桂裕芳、徐繼曾、羅新璋、徐和瑾、周克希、施康強等知名譯者。

　　這次翻譯行動還有點發(fā)奮圖強的意味。原著出版半個多世紀后，各發(fā)達國家都已有各自語言的譯本，中國讀者卻無緣讀到，很多譯者和學者引以為憾。韓滬麟后來回憶，他進入出版行業(yè)的動機之一，就是組織翻譯這本名著。抱著填補空白的夙愿，這支黃金班底有“翻譯敢死隊”之稱。

　　作為意識流小說的高峰，《追憶似水年華》內(nèi)容龐雜、頭緒紛繁，連篇累牘的長句動輒有半頁之長，翻譯難度極大。北京大學教授徐繼曾負責理清小說里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統(tǒng)一翻譯人名、地名，這項工作就花去了一年半。翻譯過程中多次召開研討會，統(tǒng)一各種不同意見，最后的焦點，是書名。

　　最后一次研討會之前，翻譯家趙瑞蕻找到許鈞，囑咐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見帶到北京：堅決反對《追憶似水年華》。北大的研討會上，《追憶似水年華》有許淵沖力挺，“追憶派”還提出“逝水年華”“流水年華”等多種譯法，一些年輕譯者贊同直譯為《尋找失去的時間》，羅大岡則提出古雅的《思華年》或《憶華年》。兩小時討論后，基本歸攏為《追憶似水年華》和《尋找失去的時間》兩派。爭執(zhí)不下，只能投票，結果9：9打平。

　　資深法語研究專家柳鳴九站出來調(diào)和，建議面向大眾讀者出版時，使用《追憶似水年華》，研究者如果愿意，可以使用《尋找失去的時間》，把《追憶似水年華》放在括號或注釋里。最終，出版社使用的是《追憶似水年華》。反對者始終意難平，卞之琳專門撰文反對《追憶似水年華》的譯名。多年以后，周克希獨自重譯，定名《追尋逝去的時光》。

　　許鈞更贊成《尋找失去的時間》，在他看來，兩種不同意見，代表了不同的翻譯理念?！皩Υ鈬?，你是對原著負責，還是對中國的讀者負責？如果對原著負責，尊重原著，普魯斯特其實是把時間作為第一主人公，《尋找失去的時間》更貼近原意，帶有一種哲學的意味。而翻譯成《追憶似水年華》，是認為一部小說作品應該有一個文學的名稱，根據(jù)中國的習慣，尤其是翻譯國外電影的習慣，譯成《追憶似水年華》更好，更有文學性?！痹S鈞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關于書名的討論至今仍未終結。

　　1989年，全書七部中的第一部率先推出，發(fā)行部門對市場不放心，起初定的印數(shù)只有1500冊，出版社咬牙抬高到2000冊。誰承想，一面市就售罄了。北京書展上，一個東北個體書商一次性訂購了500本；一個大學生每天來到出版社展位，一再提醒加印時率先寄給他，以先睹為快。在中國，普魯斯特名氣大漲。

　　《追憶似水年華》第一部出版之后，出版社卻遭遇資金困難，出版計劃暫時擱置。適逢時任法國駐華大使貢巴爾到南京訪問，許鈞向大使講述了中國譯者翻譯《追憶似水年華》的情況和面臨的難題，大使積極尋找解決途徑，提供法方資金，資助全書出版。最終歷時五年，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出版完成，共250萬字。

　　多人合譯讓全譯本在短時間內(nèi)得以完成，但留下了不少遺憾，關鍵問題是語言風格的不一致。其后，不乏翻譯家發(fā)下宏愿，以個人力量獨自翻譯這套巨著，包括“敢死隊”中的徐和瑾與周克希。徐和瑾75歲時去世，譯了四卷，還剩三卷。周克希耗時十年譯成三卷，宣布放棄，他引用法國作家法郎士的名言嘆息：“人生太短，普魯斯特太長?！?br/>
　　翻譯《追憶似水年華》，是中國翻譯法國文學的標志性事件。80年代是法國文學翻譯的“補課”時期，而《追憶似水年華》這部現(xiàn)代主義文學高峰之作翻譯完成后，從此，拼圖幾近完整。“翻譯有時就是思想的先鋒，”許鈞說，“《追憶似水年華》中譯本的出版，一直是圍繞中國文學界、文化界思想解放的脈絡，因為它反映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與我們當時的主流完全不一致?！?br/>
　　當時，許鈞用法語寫了一篇文章，介紹中文版《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情況，文章被法國《世界報》刊登?！安粌H僅是告訴法國人有這么一個消息，實際上也展示了中國學界的思想開放，以及對法國文化掌握的高度?！痹S鈞說，《世界報》會刊登這篇文章，說明法國人確實十分關心自己的文化傳播。

　　哲思與詩意同在

　　在80年代，在中國名氣最大的法國人，薩特一定占有一席之地。

　　改革開放之后，為了打開風氣，引入來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資源，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法語文學研究者柳鳴九決定主編一套《法國現(xiàn)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以作家為中心，提供西方文學的客觀資料。1981年10月，創(chuàng)刊號出版，主角就是薩特，這本創(chuàng)刊號被命名為《薩特研究》。

　　這本《薩特研究》緣起于一年前薩特的離世。當時，全世界都在紀念這位存在主義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柳鳴九也在《讀書》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悼念文章《給薩特以歷史地位》。這是中國第一篇對薩特進行全面評價的文章。在此之前，受特定環(huán)境影響，國內(nèi)對薩特的評價長期并不公正。雖然薩特與波伏瓦在1955年就訪問過中國，登上過天安門城樓，但其作品的大規(guī)模引進，正是從《薩特研究》開始。

　　《薩特研究》出版的當年，柳鳴九去往法國，拜訪了薩特的終身伴侶西蒙娜·德·波伏瓦，向她介紹了叢刊的設想。波伏瓦對他從薩特入手感到很高興，也十分認同。她對柳鳴九說，“薩特作為思想家，最重大的價值是主張自由。不僅個人要獲得自由，還要使別人獲得自由，這是他作為社會的斗士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chǎn)”。

　　波伏瓦的一番總結，也解釋了薩特即將在中國引發(fā)的熱潮?！端_特研究》銷售大熱，成為震動一時的文化現(xiàn)象。隨后，薩特的《惡心》《存在與虛無》等代表作翻譯引進，薩特在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中蔚然成風，言必稱“自由選擇”“他人即地獄”。“薩特熱”和“存在主義熱”由此被點燃。

　　《世界文學》原主編高興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80年代上大學時讀到薩特，“我們原來接受的是一種單一的教育，突然發(fā)現(xiàn)原來還能以這樣的方式理解世界、看待人際關系，這種新鮮感特別吸引人。我們原來是可以通過這種主義或那種主義，完全采取不同的視角打量世界和看待人類”?！洞嬖谂c虛無》翻譯出版后，“各種哲學小組、文學小組都要一段一段研討、精讀”。

　　薩特將上帝、神、命定從他的哲學中徹底驅(qū)逐出去，他提出人的本質(zhì)、人的意義、人的價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動來證明和決定，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動。“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變成英雄?！彼_特說。薩特對個人自由和能動性的伸張，呼應了80年代中國解放思想的精神面貌。

　　薩特的流行，與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息息相關。柳鳴九曾說，“薩特比一般哲學家更具強大力量的，是他有杰出的文學才能。他不僅擁有思想的力量，而且也掌握著感性形象的力量。他的哲學所有的要義、要點，都通過他的小說作品與戲劇作品得到富于感染力的表述與演繹，他幾乎所有的代表作都蘊藉著深刻的哲理而具有超凡的思想品質(zhì)”。

　　這也是法國文化的普遍特點之一。許鈞說，法國是一個喜歡用文學來承載思想的國度，哲思與詩意同在，很多哲學家、思想家同時也是文學家。譬如薩特、加繆、波伏瓦，都是橫跨哲學和文學的好手，善于用文學包裹自己的哲學。這種特質(zhì)，使得法國思想在改革開放之后比較容易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他們經(jīng)由文學的花園鉆入思想的叢林。

　　浪潮西來

　　多年以后，張藝謀回憶起大學里當時看的《四百擊》，盛贊其為“真正的電影”。陳凱歌對《廣島之戀》和《去年在馬里昂巴德》難以忘懷，高度評價其中的哲學思辨色彩。這些電影都來自法國。而他們能看到這些電影，也非易事。

　　1950年代末，存在主義激蕩電影世界。深受存在主義哲學影響的《電影手冊》雜志編輯特呂弗、戈達爾、夏布羅爾等年輕人，開始用一種新的風格拍攝電影。當時電影落入大制片廠的窠臼，遭到年輕觀眾的抵觸。這群沒什么科班經(jīng)驗，沒有電影圈資源也沒有錢的年輕人，借來攝像機，以極低的成本拍出了幾部簡陋的電影。因為沒錢租攝影棚搭景，這些電影都在街頭、公寓實景拍攝，起用新人或素人演員，使用搖搖晃晃的手持設備。故事內(nèi)容則大多有關當代年輕人的精神狀態(tài)，往往有強烈的現(xiàn)實指涉。

　　他們也沒想到，這些小作坊產(chǎn)品竟然收獲了市場和評論界的熱烈反響。1959年，特呂弗憑借《四百擊》榮膺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導演之前，只拍過一部短片。短短幾年之內(nèi)，法國涌現(xiàn)出百余位年輕導演，以這種貧窮而自由的方式拍出第一部作品，加入這股風潮。

　　這陣風潮，后來被稱為“法國電影新浪潮”。新浪潮成為20世紀世界電影史上最重要的一場運動，雖然只持續(xù)了短短幾年，卻留下了好萊塢大制片廠模式之外的另一個電影范式，影響深遠。

　　新浪潮折射了法國社會文化的轉(zhuǎn)變。二戰(zhàn)后成長的一代年輕人，以電影為紙筆，書寫自己與父輩的不同。用戈達爾的話說，“新浪潮的真誠之處，在于它很好地表現(xiàn)了所熟悉的生活、事情，而不是蹩腳地表現(xiàn)它不了解的事情”。二十年后的中國，在解放思想的80年代，中國也迎來一個極為相似的時間段。

　　中法建交時，正是新浪潮運動的尾聲。據(jù)一些老電影人和電影教育者回憶，在剛建交的60年代，北京就有過幾部新浪潮電影放映。多年后，有人回想起《四百擊》，更普遍被提到的一部，是阿倫·雷乃的《廣島之戀》。這部電影中出現(xiàn)了不少裸露鏡頭，因而極具話題性，也在觀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那時引進的法國電影拷貝，由中國電影資料館正式收購，供特殊級別和行業(yè)的人員內(nèi)部參考用，故稱為“內(nèi)參片”。據(jù)中國電影資料館老一輩外文翻譯戴光晰、陳景亮等人回憶，當時資料館為國家領導人放映了大量外國影片，成為國家領導人了解國際文化動向的重要渠道。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國電影資料館每周還會舉辦兩次面向電影工作者的內(nèi)部放映。在戴光晰的回憶中，蘇聯(lián)影片《雁南飛》《伊萬的童年》，英國電影《金屋淚》，法國電影《廣島之戀》等都放映過。軍隊大院也有放內(nèi)參片的機會，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曾經(jīng)還原過這段往事，夏雨飾演的馬小軍和一群大院子弟，偷偷混進放映廳看內(nèi)參片，被大人發(fā)現(xiàn)后轟了出去。

　　新浪潮電影給中國電影人帶來了震撼。導演凌子風看到《廣島之戀》等影片后，興奮至極，打算仿照法國新浪潮電影，“弄一個中國的新浪潮”，但計劃中的電影最終流產(chǎn)了。那是早在1963年發(fā)生的事了。

　　改革開放后，除了中國電影資料館的途徑，一些最早出國的北京電影學院教師也往回背外國電影錄像帶，放給教師和學生看。周傳基、司徒兆敦、謝飛等教師都是熱心者。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恢復招生，159名學子被稱為“78班”，其中的佼佼者后來成為中國電影“第五代”的中堅。上學的四年，他們除了每周兩次在學校食堂改裝的放映廳看電影，還能混入大量“內(nèi)參片”的放映廳。張藝謀、陳凱歌們就是這樣看到了《四百擊》和《去年在馬里昂巴德》。

　　從外部條件來看，這一代中國導演與新浪潮法國導演有相似之處。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張獻民說，新浪潮的興起，與二戰(zhàn)之后十年社會財富的積累有關，社會有一定的經(jīng)濟基礎，年輕人才有可能去拍電影。中國也是一樣，改革開放之后的社會快速發(fā)展，讓年輕一代導演得以復制新浪潮的模式。

　　風氣持續(xù)了下去。90年代，在國外留學過的一些老師回國，他們與各國大使館保持著聯(lián)系，通過這個渠道，帶來了很多電影資源。法國大使館借了不少法國電影拷貝給電影學院。法國電影又影響了一批年輕影人，其中一個，叫賈樟柯。

　　賈樟柯后來說，當時他最喜歡的導演之一，是法國的羅伯特·布列松。布列松的《死囚越獄》，讓他發(fā)現(xiàn)了電影中的時間概念。那是一個頓悟時刻，還沒拿起攝像機的賈樟柯，已經(jīng)從法國電影中領悟到電影的藝術特質(zhì)。美國電影強調(diào)敘事的效率，而法國電影告訴他，情感比效率更重要。

　　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張獻民記憶中，至少有四部法國電影曾被反復放映和討論，包括《廣島之戀》《四百擊》，以及戈達爾的《芳名卡門》和一部二戰(zhàn)題材的動作片《老槍》。這些電影對于中國導演具體有哪些影響，很難清晰地估量，《四百擊》中的“壞小子”與游蕩在第六代導演作品中的壞小子們，是否有直接的傳承？“壞小子這個東西，第六代是很上癮的。比如說王小帥一直到《十七歲的單車》還在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四百擊》，他們會不會也這樣拍，說不清楚。起碼可以說，他們可能受了《四百擊》的啟發(fā)。”張獻民說。

　　開風氣之先

　　三十年前，余中先在法國留學的時候，看過中國電影《老井》和《活著》，當時法國人對中國電影的關注還并不多。但2002年他重回巴黎訪問，發(fā)現(xiàn)鋪天蓋地都貼著一部中國電影的海報：《英雄》。短短十幾年間，中國的當代文化也逐漸影響到法國。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法國戛納奪得金棕櫚大獎，至今仍是中國電影難以復制的高光時刻。

　　中法兩國文化交往，有很多開風氣之先的創(chuàng)舉。

　　二十年前，兩國在對方首都互設文化中心，成為文化交流傳播的基地，北京的法國文化中心，以展映法國最新電影的影展深受歡迎。2003年至2005年，兩國先后在對方國家舉辦文化年。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國文化年在法國各地展開，舉辦了300多項文化項目；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法國文化年來到中國。在人民大會堂，來參加法國文化年的法國文化界人士代表團出席了規(guī)格甚高的宴會，作為法國知識分子最高榮譽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四十位終身制院士中來了三位，還有另外兩位出席文化年的嘉賓，后來也被選為院士。

　　一些私人友誼或許是更重要的紐帶。譬如，勒克萊齊奧一直與中國作家保持著密切的來往。他有一個特別的興趣，喜歡去中國作家的老家，他去過莫言在山東高密的老家，在莫言破敗的故居里感動落淚，也去過畢飛宇在蘇北的故鄉(xiāng)。

　　有一年，他還提出想去許鈞的浙西老家，在那里，他見到了許鈞的父母。“他跟我是多年的好朋友，對我的性格、觀念都有些好奇，他可能覺得去了我的老家，才能更了解我?！痹S鈞說，“他去了這么多中國作家的老家，說明他對中國的興趣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深沉的。”

　　勒克萊齊奧在南京訪學時，就像一個普通的南京市民，在校園里騎自行車，獨自坐地鐵，去小賣部買水果。南京市申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學之都”稱號那一年，勒克萊齊奧給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寫的推薦信，起到了助推作用。

　　“不對等?！闭劶爸蟹ㄎ幕涣鞯牟蛔?，余中先說。中國對法國文學的翻譯規(guī)模和速度，遠遠超過法國對中國的翻譯。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文化工作者的主動，與法方的支持也有關。中國是法國在海外最大的出版市場，因而法國相當重視中國對法國書籍的翻譯，中國的法語譯者能得到法國國家層面的關注。法國官方對于文化交流十分熱衷，存在感也很強。中國的法語譯者和研究者，獲得法國騎士勛章嘉獎的不在少數(shù)。一些法語譯者可以得到法國的資金資助，并且用中國人的眼光，自由選擇希望翻譯的法國作品，引入中國。

　　世紀之交，余中先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個評論：法國文學翻譯青黃不接。當時老一代法語譯者已經(jīng)老去，年輕一代卻沒有出頭者，由于行業(yè)不景氣，投身翻譯、出版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但20年過去，情況已經(jīng)大變。由法國駐華大使館設立的傅雷翻譯出版獎，已經(jīng)評選了15屆，余中先是評委，他看到不斷有優(yōu)秀的法語翻譯者冒出來，不僅是文學翻譯，社科學術著作的翻譯質(zhì)量也越來越高。在各個語種之間，法語翻譯如今保持著領先位置。

　　“當年那個評論，現(xiàn)在已經(jīng)作廢了?！庇嘀邢刃牢康卣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