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不端正 遲早兩行淚

何謂學術？借用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的話說，“學”是學問、做學問的態(tài)度，乃至人品及思想；“術”則是“把‘學’轉化為客觀存在的一種產品”。

　　有人說，學問做得好的，人品都不會太差。國內外最頂尖的一流大學，倒不見得有最先進的設施設備，但必定匯聚了一批風骨端正、堅守底線且專業(yè)過硬的學者。他們是會散發(fā)光芒的人，即便衣著樸素貌不驚人，可當你見過他們聽過他們說話，你就知道了什么是獨立，什么是自覺，什么是公正。

　　今日有今日的楷模，回頭看看一百年前，在那個年代，“知識分子”還是個金玉一樣的稱謂，那些翩翩真博士風雅大先生，以嚴謹的學術規(guī)范和對待學科的敬畏心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 “小心求證”胡適之
　　
　　胡適先生的博士學位，傳言有36個，其中35個是名譽博士，27個是他在美國當大使的時候受到院校贈予的。胡博士唯一貨真價實通過答辯認證的學位，是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的哲學博士。

　　盡管他的留學日記里充斥著令人啼笑皆非的打牌日常，但在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門下求學的經歷卻是實打實地，對他往后的治學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

　　胡適強調“實驗主義”精神，提出著名的“十字真經”：“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這十個字激勵無數后人踴躍發(fā)表創(chuàng)見，然而它真正的落點是在后半句。用胡適自己的話說，大膽假設的前提是“細心搜求事實”，必須“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小心的求證比大膽的假設還更重要”，他認為治學者切忌空中樓閣，“科學的態(tài)度只是一句話：‘拿證據來！’”。

　　先生的另一句名言“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穿過浩浩蕩蕩的歷史大潮，至今依然振聾發(fā)聵。

　　比較文學界流傳著一句話：“做學問就是做自己?！碑斎贿@話放之其他學科內皆準。有時候一位學者的論文題目里，你能看出他的個人歷史。林語堂的研究方向選擇，與他的成長環(huán)境、家庭淵源、求學經歷休戚相關，他必是先回答了“我是誰”，“我何以是我”，才找到了這個“兩腳踏中西”的個人坐標。

　　林語堂先生自幼接受教會式的基礎教育，本科在圣約翰大學畢業(yè)后，他埋頭鉆研中國古典文學文化。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林語堂赴哈佛大學英文系，研究比較文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之后輾轉法、德等國半工半讀，在比較語言學的重鎮(zhèn)萊比錫大學，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畢業(yè)論文的題目是《中國古代音韻學》。

　　林語堂先生的人生觀和文學觀，貫穿這種“無須乎做偽”的求真原則，他說：“人生在世，無一事非情，無一事非欲。要在誠之一字而已。誠便是真。去偽存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樣?！?br/>
　　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最博學之人，名副其實的大學問家陳寅恪，其實從來沒有獲得過一張文憑。有人問他留洋十幾年，怎么不去得個碩士博士，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并不重要?！边@話，倒也是只有滿腹經綸如陳寅恪者，才有資格說的了。

　　先生有著高度的學術自覺和嚴苛的治學規(guī)范，講究謹慎考證，用證據說話。這不僅體現在論證觀點時的旁征博引，更關鍵的是引用他人觀點時，標注來源出處和版次信息絕無半點含糊。這其實是每位學人的基本功，是必須恪守的底線，卻又最容易被忽視。陳寅恪在清華授課期間頻繁向學生強調遵守學術規(guī)范的必要性：“凡引及旁人的意見，俱加聲明?！?br/>
　　先生的嚴謹及公正可見一斑?！　　?015西泠秋拍 　　陳寅恪1930年敦煌學文稿及傅斯年致陳寅恪函 　　成交價92萬 　　先生的嚴謹及公正可見一斑。

　　陳寅恪以中國文化托命之人自命，與柳如是成為異代知己，在其巨著《柳如是別傳》的前言中，談及為柳如是做傳的動機時，就曾經明確表示是為了：表彰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梅蘭芳先生初次踏出國門，就以高超的藝術造詣震動外界，直到1930年他終于到訪美國，先后在西雅圖、芝加哥、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洛杉磯、圣地亞哥、檀香山等地演出72天，徹徹底底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梅蘭芳熱”，在當時可謂盛況空前，絕無僅有。

　　不過梅先生這個戲癡，一心只想唱好每一臺戲，卻沒成想自己受到了美國學界高度的肯定：美國波摩那大學、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分別授予梅蘭芳文學榮譽博士學位。齊如山在《梅蘭芳游美記》中驕傲地記錄下波摩那大學校長晏文士博士（Dr。 Charles K。 Edmunds）與鄧勤博士（Dr。 Kemeth Duncan）對梅蘭芳藝術的評價：“前讀紐約芝加哥等處之報，對于中國劇，及梅君藝術之批評，異常佳妙，咸云有文學上藝術上極大之價值。及梅君到此演劇，吾二人及各教授往觀數次，果如所言；且梅君之長處，報中尚有未盡者，真名下無虛也。吾儕協(xié)議，欲由本學校贈與梅君文學博士榮銜?！?br/>
　　被譽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自稱是個“貪玩”的人，他說做語言學研究，純粹是因為“好玩兒”。這位貪玩的學者不僅玩到了康奈爾大學數學學士、哲學碩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三個學位，還一不小心精通了三十余種方言、十幾門外語，一生教授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甚至創(chuàng)作過百余件聲樂及器樂演奏類作品……可以說，他是地球人的老鄉(xiāng)，是站在巴別塔頂端的人了。

　　現代語言學，尤其到語音學、音韻學、方言研究層面，確是有些枯燥繁瑣的，有時需要大量田野調查和實驗室內的數據分析，在趙先生那個年代，研究條件想必艱苦簡陋，研究工作的開展也多有困難。趙先生卻是花式“苦中作樂”的好手：比如他每到一處就用當地方言或口音講話，玩“假扮當地人”的游戲且從未被識破；比如他與同樣會說幾種方言的妻子制訂了一個日程表，約定今天說國語，明天說湖南話，后天說上海話；又如他給自己的女兒起名叫“趙萊痕思媚”僅僅是為了用反切法把她的小名“LenSei”給拼出諧音來；再比如他給林語堂寫信，偏用漢字來寫英文：“狄兒外剃，豪害夫油鬢？”（親愛的語堂，你近來忙些什么？）

　　有這樣一位有趣又可愛的學者，誰不想拜在他的門下一起開心做科研呢？不過開心的前提是熱愛，愛自己的學科，對它有歸屬感，愿為它奉獻一生，像趙先生那樣無私投入60余年生涯，與學科同生息共命運，方能盡善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