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泥火凝結出的精靈

　　　　　　　青花纏枝牡丹紋罐（元）



　　展示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手工奇跡，生動描述中華文明的世代風情

　　山西博物院瓷苑藝葩展廳分為“質樸的北方窯瓷器”和“絢麗多姿的彩瓷”兩個單元。前者著力展示獨具特色的北方瓷器，從北朝、隋唐的青瓷和白瓷，到宋、遼、金諸瓷，不乏雅致細膩的名窯佳作，更多質樸野趣的民間精品，地方特色鮮明；后者展示館藏元以后歷代彩瓷精品，繽紛絢麗，引人注目。

　　青瓷，是中國陶瓷中最龐大的家族，成器歷史久遠。早期青瓷為無奈之舉，古人尚未懂控制制瓷時的顏色，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鐵元素將原始瓷器不經意的染青。彼時，青瓷獨領風騷，一直到南北朝早期出現(xiàn)白瓷，青白二色才開始相較。

　　北朝青瓷體積碩大，工藝繁復，大量器物都能呈現(xiàn)出時人對宗教的虔誠。兩晉時，大量動物形瓷器的出現(xiàn)也是當時許多胡人接受漢化以后而有的明顯展示。如昂昂生機的龍柄雞首壺，便映照了本是游牧為生的鮮卑民族在向農耕生活方式過渡時的追求和樂趣。

　　唐之前，南方青瓷優(yōu)秀，隨著隋唐結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確立在北方，安定的大環(huán)境為北方制瓷工藝的奮起直追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唐代瓷藝追求張揚，但其中邢窯的白瓷與之相悖。館藏白瓷人首柄執(zhí)壺，將中國傳統(tǒng)的嬰戲荷蓮圖案形象地用白瓷表現(xiàn)出來，極富生活氣息。這種帶有濃郁西域色彩的執(zhí)壺清晰地表明隋唐王朝與西域頻繁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國的工匠以廉價瓷土模仿薩珊金銀之高貴，大膽的嘗試再現(xiàn)了唐人的襟懷。

　　坐享唐代邢窯創(chuàng)下的名氣，定窯重新演繹瓷。隨著兩宋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以及市民階層的擴大，定窯制瓷裝飾，盡其所能朝著媚俗靠近。遼金少數(shù)民族對宋人燒制的白瓷不可能熟視無睹，館藏的介休窯、霍州窯白瓷精品即為山西地區(qū)在宋金時代遺留下的歷史見證。

　　“珍珠地劃花”瓷枕是產于金國領地的陶瓷品種。金人南侵后，女真族上層貴族被中原漢文化深深吸引，加之游牧民族視野開闊，心胸寬廣，制作的遼金瓷器賞花多為盛開的大朵，而少見細碎氣象。

　　柴窯，自明初以來一直為學者和藏家所津津樂道。一句“雨過晴天云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給予后人無限遐想。有傳說，古代耀州窯址就是傳說中柴瓷的真實傳承。耀州瓷器的橄欖綠色彰顯了北方人的生活態(tài)度，其雕刻技法連風帶雨，刀刀見泥，精美異常。

　　金元時期，山西黑瓷燒制遍及全省，裝飾藝術發(fā)展到很高水平，靈活運用剔花、刻花等技法，賦予單調的黑釉豐富的內涵，宋代文人及皇族顯貴們飲茶的首選器具即為黑盞。而斗茶習俗，借黑釉觀之，才易分辨其中的毫厘微差以決出高下，善于燒造黑瓷的山西窯口自然不會放過這些經典的用具。

　　山西博物院有一組工藝美術家們精心制作的泥人瓷器制作場景，真實再現(xiàn)了制作瓷器的過程。景德鎮(zhèn)自元代設浮梁瓷局后一直被國人尊為“瓷都”，場景中所展示的復雜精細的制瓷工藝流程中，每道工序都有嚴格的操作標準，從此或許可以理解為何中國陶瓷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

　　十四世紀以后，東西方歷史走向開始出現(xiàn)大分岔的趨勢，明清兩代絢麗耀眼的彩瓷更像是帝國夕陽西下時落寞的余暉。

　　蒙古大軍班師之日不僅帶回了巨量的物資，也帶回了工匠和技術。從元青花瓷器的誕生，可明顯看到波斯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磁州窯工藝結合的精彩，器物不凡、恢弘大氣，讓中國人從中感受到外來文化的親切。元青花瓷器題材中應用最為廣泛的就是植物紋，尤其是花卉首推牡丹。對牡丹的審美可謂不分民族，不論騎馬或農耕，都把內心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借牡丹寓意烘托而出。

　　朱明王朝建立之初，官場監(jiān)督尤其缺乏。從館藏“清水菱蓮紋盤”圖案上可看出，在本是表達宋代文人恬淡怡然的“蘇麻離青”渲染下，瓷器被當朝統(tǒng)治者賦予新的政治意義，期望大臣們“為官清廉”。

　　瓷器異域文字裝飾之風一直在明朝延續(xù)，館藏“天順青花波斯文三足爐”表面文字正出于波斯詩人薩迪《果園》中的一節(jié)，在那么早的時間，薩迪的《果園》就寫在中國景德鎮(zhèn)燒造的青花瓷器上并被廣泛傳播，至今看來都算得上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奇跡。

　　明永樂時期，隨著經濟復蘇，御窯廠氣象一新，瓷器品種急劇增加。受傳統(tǒng)中央集權加強的影響，彼時的文化圈開始由擴張轉為收縮，黃釉燒造僅限于皇帝御用。以黃寓皇，強調等級，正是農耕民族文化回歸的潛意識表現(xiàn)。從嘉靖晚期看，明朝頹勢之象可從瓷器質量上露出端倪。細品館藏“五彩魚藻紋缸”，發(fā)現(xiàn)景德鎮(zhèn)自元朝以來的魚之主體表現(xiàn)構成變得松散漫漶，即使有中心，也沒有深厚的凝聚力了。

　　清初期，滿族貴族面對將要統(tǒng)治的廣袤國土和億萬漢人難免心存忌諱，而因為“筒”與“統(tǒng)”諧音，此時期傳統(tǒng)的“筒瓶”便被賦予希冀“大清一統(tǒng)萬萬年”的美好祈望。

　　康乾作為中世紀生產力下中國最后的清平盛世，盡力展現(xiàn)著最后的輝煌。雍乾時期的督陶官唐英嘔心瀝血刻意將制瓷藝術發(fā)揚光大，使得這一時期的瓷器作品不斷創(chuàng)新，華麗繁縟，鬼斧神工，令人嘆為觀止。

　　隨著琺瑯彩傳入中國，中國工匠學會了顏色的層次過渡和客觀描述，康熙晚期創(chuàng)燒成功琺瑯彩，之后一直是清代彩瓷中的主要品種。當嘉慶國勢已開始下沉時，仍有部分瓷器作品留有康乾盛世的氣象，館藏“粉彩嬰戲圖碗”即為當時杰作。道光以后，近代中國屢遭重創(chuàng)，社會行將崩潰，傳統(tǒng)手工業(y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羸弱的中國再也無法重現(xiàn)曾經的瓷國氣象。

　　古代制瓷業(yè)見證著當時社會的變遷，更見證著農耕文明時期中華文化的輝煌。泥與火凝結出的神奇結晶向世界展示了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手工業(yè)奇跡，也向世人生動描述了中華文明的世代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