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書籍情有獨鐘 藏書擺滿40個大書架

文化名人大多喜好收藏書籍，比如南宋詞人周密積累舊書4萬卷，建藏書樓為“書種堂”、“志雅堂”、“浩然齋”等。近現(xiàn)代著名的文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胡適更是如此，他不收藏字畫、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對書籍卻情有獨鐘。據(jù)說胡適的藏書擺滿了40個大書架，以線裝為主，中文書居多。當(dāng)時北京琉璃廠有多家古籍書店，店主經(jīng)常為胡適送貨上門，有時候胡適的朋友們也幫他收集一些舊籍。
　　由于歷史原因，胡適的藏書分置于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地，后世研究者與普通讀者都難以一窺全貌。不過，隨著三年前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與臺灣胡適紀念館聯(lián)合編纂的《胡適藏書目錄》出版面世，皇皇四巨冊、300萬字的載錄規(guī)模，使胡適的藏書概貌，終于得以兩岸“合璧”，終可為世人較為充分的了解了。
　　但《胡適藏書目錄》所載錄的，大部分只是以文字描述的書籍基本特征，如出版年代、出版社名稱、冊數(shù)、開本、館藏編號等，并無直觀形象的書籍圖像來一一對應(yīng)展示。這對于有專業(yè)藏書癖好，希望深入研究胡適藏書者來說，無疑是有些許遺憾的。畢竟還是只能望書興嘆、空自懷想而已。幸好，前些日子北大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院與北大圖書館聯(lián)合舉辦了“胡適與北大”文獻展，將胡適遺留在大陸的部分藏書精選展出，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胡適藏書目錄》有文無圖的遺憾，為部分藏書愛好者及專業(yè)讀者提供了觀瞻這些珍貴藏書的難得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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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祖本”亮相
　　古本小說與“水經(jīng)注”，曾是胡適的研究重點，也是其藏書的精品所在。此次展覽，就以這兩部分胡適藏書為重點，加以集中展示?？梢钥吹剑撕m隨身攜帶至臺灣珍藏的“脂批甲戌本”之外，《胡適藏書目錄》中列置的“紅學(xué)”版本悉數(shù)登場，“程甲本”與“東觀閣本”兩大《紅樓夢》早期刻本現(xiàn)身展場，大有艷壓群書之勢。
　　眾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和高鶚將《紅樓夢》前80回與后40回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來，書名定為《紅樓夢》，通稱“程甲本”。這是《紅樓夢》小說文本脫離抄本體系，獨立成為刻本流傳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紅樓夢》出版物的“祖本”。而“東觀閣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傳最早的帶批注的翻刻本，在《紅樓夢》版本史和傳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適當(dāng)年珍藏的這兩部《紅樓夢》早期刻本，與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為其開創(chuàng)“新紅學(xué)”奠定了文獻基礎(chǔ)，其歷史價值與研究價值都非同凡響。
　　其中，“程甲本”的前護頁上有胡適題記，稱“《紅樓夢》的版本之學(xué)可算是我提倡出來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難得，馬幼漁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贈送給我，我歡喜極了，故托北京松筠閣重加裝鑲，并記于此。胡適。十八、五、廿四、晨四時?！边b想1929年5月24日凌晨4時，胡適伏案在“程甲本”上寫下了上述題記，他當(dāng)時的喜悅之情，可想而知。時年38歲的胡適，徹夜未眠，通宵讀“紅”的那份激動，敢于自稱首倡“紅學(xué)”的那份自信，都在這一頁題記中表露無遺。
　　胡適題記中提到的松筠閣，也是中國舊書業(yè)的“百年老店”。松筠閣創(chuàng)辦于清光緒年間，店主劉際唐去世后，松筠閣交其長子劉殿文經(jīng)營。最初以經(jīng)營線裝古籍圖書為主，后因抗戰(zhàn)爆發(fā)，北平淪陷，古籍生意慘淡。精明的劉殿文另辟蹊徑，將松筠閣轉(zhuǎn)為以專營雜志為主的店鋪。而胡適將“程甲本”交付松筠閣“重加裝鑲”之時，應(yīng)當(dāng)還在其轉(zhuǎn)型專營雜志之前，這又為中國舊書業(yè)的一段歷史做了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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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撿漏《水滸傳》
　　在古本小說收藏與研究中，胡適還曾關(guān)注過《水滸傳》。此次展覽，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滸傳》入展。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版本稀見，與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傳世極為稀少。日本學(xué)者大內(nèi)田三郎在其《水滸版本考》一文中，認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屬于該書初期版本，稱其“甚似草創(chuàng)初就，未加潤色者”；此外，這一版本的《水滸傳》，海內(nèi)外公私藏均無全本。
　　特別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適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首冊有胡適題記，還透露了他購藏此書的經(jīng)歷，宛如一段“撿漏”小史，亦是一段書林掌故，頗可一讀。題記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廠肄雅堂看書，忽見此書，驚喜過望；店家不知寶貴，幾不取值，或者他還笑我傻哩！ 胡適。
　　“撿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話，形象的體現(xiàn)在“撿”上，因為古玩界普遍認為撿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個“撿”來寓意它的難得，是極詼諧的表達，也是漢文化中調(diào)侃文化的形象化體現(xiàn)。而胡適則把“撿漏”用在了收購舊書上。顯然，胡適的專業(yè)眼光讓他在專營古籍的北京舊書店中如魚得水，“撿漏”的機遇大增。以至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這樣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寶貴，幾不取值”，而得以撿得“大漏”。題記中提到的肄雅堂，與前邊提到的松筠閣，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裝裱修復(fù)碑帖、書籍、字畫著稱的一家百年老字號。它開設(shè)于清光緒年間，店主丁夢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縣人)。該店與松筠閣等，于1950年代歸并入中國書店，繼續(xù)從事古籍購銷、整理出版與裝裱修復(fù)工作。胡適的這些藏書題記，都可為這些北京舊書業(yè)的“百年老店”做最為直接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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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倆均為《水經(jīng)注》題記
　　再來看胡適所藏《水經(jīng)注》版本。抗戰(zhàn)伊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與國內(nèi)學(xué)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討，對涉及《水經(jīng)注》的諸多“學(xué)案”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遂一發(fā)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適開啟了其十余年的《水經(jīng)注》專題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適所藏大量《水經(jīng)注》版本，即是他這段學(xué)術(shù)生涯的直接見證。
　　明崇禎二年(1629)的古香齋刻本《水經(jīng)注》，是胡適所藏《水經(jīng)注》版本在大陸所遺存最早者，書前有題記稱其“在美國英國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間項氏群玉書堂刻本《水經(jīng)》，是沈兼士(中國語言文字學(xué)家，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稱)贈送給胡適的，起因是胡適先到沈家看書，發(fā)現(xiàn)了此書“幾個奇特之點”，友人即慨然相贈，亦是書林嘉話。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經(jīng)注釋》，是胡適為所藏《水經(jīng)注》版本做題記字數(shù)最多的一種。題記中稱“這部沈大成校本，過錄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趙一清水經(jīng)注釋之上，可說是雙璧。趙氏書初本已很難得了；沈大成用季滄韋何義門兩本?？保殖洿髡鹪缒晷１?，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記，都可供考證資料?！焙m對這部書的版本之重視與研究之細致，足見一斑。
　　還有一部“四庫全書”鈔本《水經(jīng)注釋》，頗為特別，為《胡適藏書目錄》未收錄者。該鈔本封面有胡適的鋼筆題記，文曰：
　　殘存鈔四庫本趙氏水經(jīng)注釋八冊，共存
　　卷二，河水二 卷三，河水三
　　卷四，河水四
　　卷七至卷八，濟水一二
　　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
　　王重民先生用法幣五千六百元買了來送給我。
　　此本原是照四庫本鈔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樣。余卷的首頁都是被書估換了半頁。
　　胡適
　　卅六，六，九日上午
　　此次展覽中，胡適在藏書封面上用鋼筆題記的并不多見，這也正體現(xiàn)著所謂“新派學(xué)人”藏書以實用為上，并不忌諱所謂藏書“品相”的觀念。另一方面，這部“四庫全書”鈔本《水經(jīng)注釋》，竟未錄入《胡適藏書目錄》中，屬“錄外品”，這也讓觀者頗感意外。揣摩起來，可能是編目時該鈔本尚未入胡適藏書專庫，后來清查別庫時方才發(fā)現(xiàn)。這種情況并非偶然，乃歷史遺留問題，應(yīng)當(dāng)盡快徹查補正。
　　事實上，胡適遺留在中國大陸的藏書曾分藏三處，即北大圖書館、中國社科院與國家圖書館，這對系統(tǒng)整理胡適藏書一直就存在諸多不便。長期以來，除了明確評定為“善本”的圖書以及檔案文稿有專庫編號之外，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適藏書曾被置于普通館藏書之列。曾一度出現(xiàn)過讀者借閱館藏普通書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適藏書的情況。當(dāng)然，也正因為如此，這一部胡適藏書的“錄外品”才會悄然入展，讓觀者大飽眼福與拍案驚奇了。
　　清光緒十四年無錫薛氏刻本《水經(jīng)注》，封面有胡適的朱筆題記“所謂全氏七校水經(jīng)注初刻校改本”，這部版本胡適認為錯訛很多，從學(xué)術(shù)價值而言并不高，但這一藏本的特別之處乃是因其還曾遞藏于胡適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該書牌記頁有胡思杜題記：“民國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過錄一遍?！边@說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閱讀并抄錄過該書。而此時，胡適早已飛赴美國，而胡思杜堅持留在中國大陸，父子兩人就此天涯兩隔，至死未再相聚?？上攵?dāng)時身在美國，之后轉(zhuǎn)赴臺灣的胡適，根本不可能知曉，他的兒子正在閱讀并抄錄他的藏書?；蛟S，這本《水經(jīng)注》上的父子二人題記，就是他們最后的筆墨神交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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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轉(zhuǎn)贈《尊聞錄》
　　展覽中還有一冊蔡元培轉(zhuǎn)贈胡適的《尊聞錄》，格外引人注目?！蹲鹇勪洝肥切苁Φ恼Z錄體著述，收錄其九十九段談話和三十通函札，約五萬言，于1930年10月自費印行一百五十冊，分贈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覽中的這一冊《尊聞錄》，封面上有蔡元培親筆題詞，曰：“熊十力先生屬轉(zhuǎn)贈胡適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書中還夾有一通蔡元培寫給胡適的信札，信文轉(zhuǎn)錄如下：“適之先生大鑒：承賜大蟹，拜領(lǐng)，謝謝。昨忘將游案兩件奉上，今補奉，乞便中交與中公總務(wù)處。熊子英屬轉(zhuǎn)奉尊聞錄一冊，請詹存。專此并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
　　這一冊蔡元培轉(zhuǎn)贈胡適的熊十力所著《尊聞錄》，《胡適藏書目錄》上失載；而書中所夾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亦未載，《胡適日記》中也未提及，可謂一書引出多般“佚文”與“逸聞”來了。
　　查《胡適日記》可知，蔡函寫成的前一天，1930年11月5日，胡適已從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時間，當(dāng)時正與蔡元培密切磋商關(guān)于中國公學(xué)新任校長人選事宜。此外，因馬君武任校長期間引發(fā)各種糾紛，蔡、胡二人也正在為其“善后”。譬如中國公學(xué)曾租游伯麓的房子為上海校舍，定約五年，但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僅租一年。游氏要求校方賠償毀約損失，久未得應(yīng)，遂告上法庭?！逗m日記》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時把狀子傳票送來，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游案”也應(yīng)即指此事的相關(guān)案卷。
　　蔡函應(yīng)當(dāng)寫于1930年11月6日晨，夾在《尊聞錄》書中，不是以郵寄形式，而是以便條形式遞至胡適寓所的。可能胡適對《尊聞錄》的內(nèi)容不十分重視，這從他的日記未曾提及，也未因此事與蔡元培、熊十力有過通信，書中甚至也沒有鈐蓋藏書印鑒等細節(jié)可以揣摩得到?；蛟S，胡適拿到此書后，蔡函便一直夾在書中，未曾取出；所以導(dǎo)致后世研究者在整理輯錄《蔡元培全集》、《胡適來往書信選》時無從察知，且《胡適藏書目錄》編印之際，該書可能也未納入胡適藏書專庫編號存放，所以沒有錄入。
　　蔡元培為人嚴謹，對熊十力囑其轉(zhuǎn)贈著述事，確實一一交辦；除卻這封看似“孤證”的蔡函之外，還有相關(guān)史料可以查證。1930年11月24日，在致《尊聞錄》的整理者、熊十力弟子張立民的復(fù)信中，蔡明確提到“承寄《尊聞錄》四本，除自領(lǐng)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屬分別轉(zhuǎn)致?！?詳參《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由此可知，熊十力確有囑托蔡元培轉(zhuǎn)贈《尊聞錄》一事，前述種種“佚文”與“逸聞”本有所自，只是年代確已久遠，細節(jié)還須細看。
　　除胡適藏書之外，此次展覽還選入了一批包括沈從文、徐志摩、鄭振鐸、鄧廣銘等知名學(xué)者在內(nèi)的，與胡適相關(guān)的簽贈本、往來信札等參展，更有胡適抄錄的徐志摩日記殘稿等等，真是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展場中漫步一圈、粗看一遍，就仿佛20世紀上半段的半部新文化史、新文學(xué)史皆在此中靜默存照了。
　　展場入口處，布展方特意將胡適抄錄徐志摩詩集的手跡印于布幅之上，懸于通道兩側(cè)，上面分別寫著：“你已飛度萬重的山頭”，“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應(yīng)當(dāng)說，這樣的表達方式，對這個展覽的主題非常契合?；蛟S，這樣的話語抒寫，既可以看作是百年前胡適與新青年們的自我期許，也是百年后讀者重新看待胡適及新文化運動的應(yīng)有視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