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四型

　　愚以為古往今來，無論貧富，只要涉足收藏，便不外這么四大類型，也可說四個層次：一、大智大勇型；二、創(chuàng)造發(fā)現(xiàn)型；三、集攢保管型；四、淺薄幼稚型。
　　大智大勇型是明確地為國家、為民族，雖傾家蕩產(chǎn)，在所不計。張伯駒在民國時期為防止國寶外流，賣盡祖業(yè)房屋田產(chǎn)，重金巨款購下西晉陸機《平復帖》、北齊展子虔《游春圖》等。鄭振鐸在國土淪陷、日寇瘋狂掠奪我國文化財富之際，奔走呼告，冒著生命危險，竭盡心智搶救保護古籍文獻。他傾一生之力收藏的10萬余冊書籍全部奉獻國家，僅其中一部孤本七十冊明抄本《古今雜劇》就千金難求。徐悲鴻在巨資購得的唐人《八十七神仙卷》上蓋上“悲鴻生命”之印章，最后也義無反顧地捐獻給國家。
　　當代收藏家也不乏這類人物。北京積翠園主人、軍隊干部陳英、金嵐夫婦，在“文革”時期，以睿智的眼光和保護國寶免遭不測的心態(tài)，介入收藏，得唐宋以來100多幅書畫珍品。同時，他們與當時被打入“另類”，遭受攻擊和磨難的書畫家們建立了真誠的友誼，關心他們，敬重他們，為書畫家們精心營造了一方藝術綠洲，從而產(chǎn)生了400多幅當代巨擘的真跡。如李可染的《井岡山》，李苦禪的《鷹石圖》，吳作人、蕭淑芳夫婦與趙樸初等人的《百花圖卷》，啟功等人的《葡萄卷》，劉海粟等人的《松梅水仙卷》，關山月等人的《紅梅卷》，蔣兆和等人的《牡丹鴿子圖》，朱屺瞻等人的《幽谷竹蘭長卷》，謝稚柳、黎雄才等人的《花鳥長卷》等等，成就了一段中國畫壇“非常時期”的“非常軼事”。積翠園600多件藏品由陳英全部捐獻給了福建省博物館。
　　創(chuàng)造發(fā)現(xiàn)型往往從毫芥之末的收藏中有重大發(fā)現(xiàn)，成就人生的一番事業(yè)。如晚清收藏家王懿榮、劉鶚在中藥龍骨上發(fā)現(xiàn)殷商甲骨文；羅振玉又由搜集這些甲骨而考定安陽小屯為古代殷墟，撰著《殷墟書契》，導致了殷墟的大發(fā)掘，進而催生了我國的近代考古學。郭沫若1970年經(jīng)過甘肅武威參觀出土文物時，從一堆斑雜的青銅碎片中炬眼識出銅奔馬，從而使“馬踏飛燕”這一曠世奇珍得以面世。
　　集攢保管型人數(shù)最多，他們嗜古渴求，收藏若癖。有錢的，每見心愛之物，不購不安，非購不可，雖遇贗品，上當受騙，而癡心不改；沒錢的，節(jié)衣縮食，銖積寸累，甚至舉債而為，欲罷不能。他們絕大多數(shù)藏識未豐，不能精研明鑒，難成氣候，但他們廣搜博攬，呵護有加。其藏品雖然魚龍混雜，然而為社會為民族保存了大量的天下公器，文物古珍。
　　淺薄幼稚型的顯著特點是學識淺薄，見識狹隘，鑒賞力低下，對“美”毫無感受與體悟。他們沒有分辨真贗的能力，卻總認為自己收藏了稀世珍寶，價值連城?，F(xiàn)代仿品在他手里就是正宗的明清官窯，他們有的擁有成疊的銀幣“珍品”，動輒聲明價值幾十萬元一塊，而真正的一兩枚民國珍稀銅元卻因某處不夠清晰，被他浸以稀酸，把寶貴的包漿腐蝕得一干二凈，面目全非。他們集郵，會為在印著“語錄”、“文革”氣息極濃的實寄封上撕得一枚“文革郵票”而沾沾自喜，根本不知道毀棄了一個更有價值的“文革”實寄封是多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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