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女兒回憶：我認識的董希文（二）

文/董一沙

家中有三十幾本一套的日文版的世界美術全集，以及瑞士出版的印象派全集，并且還有不少俄羅斯和蘇聯(lián)的畫冊。他在有空時經(jīng)常與我們一同翻看，時時會贊美其中哪位畫家的才華和畫法。他說，要懂得比較，比較就是學習。他是帶著尊敬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藝術的平等心態(tài)，來審視和考量自己的。因此，他提出的“油畫中國風”的口號，是站在世界文化格局的大框架上，做出的自主選擇。在《從中國繪畫的表現(xiàn)方法談到油畫中國風》一文中他說：“我們必須有這樣一種氣度，吸收了外來的，也可以變?yōu)槲覀冏约旱??！薄耙刮覀兊挠彤嬟s上世界先進水平，在世界藝壇上發(fā)出光輝，決不是僅僅把我們的油畫畫得跟西洋的油畫一模一樣。即使將來我們的油畫形式、技巧能夠達到像歐洲一樣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此為滿足。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生活情況，有我們中國人的欣賞習慣，和對藝術的獨特愛好，我們有我們民族自己的藝術優(yōu)良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展，中國畫家應該有中國畫家自己的氣質，自己對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現(xiàn)法。”他自己一生的努力，正是踐行了這一理論的榜樣。

父親的那批長征路線寫生，像《大渡河瀘定鐵索橋》、《原始森林下宿營》、《毛爾蓋盛會》、《黃河源》、《毛爾蓋姑娘》等等作品，充滿勃勃生機，看似大刀闊斧、瀟灑奔放，而在“穩(wěn)、準、狠”的把握下筆筆精到細致、神氣入微，的確達到了他所追求的“遠看驚心動魄，近看奧妙無窮”的動人境界。

他的第三次西藏寫生，像《山歌》、《翻身農(nóng)奴》、《日喀則人民市場》、《冬賬房前的欽米卓朵》、《喜馬拉雅山第二高峰下》等等作品，更以熱烈的激情、清新剛健的語言表現(xiàn)出翻身后的農(nóng)牧民及在烈日下雪域高原特有的景象，傳達出飽滿強勁的生命力。色彩明快而概括，筆法酣暢而寫意，將他“不以可變的光為重，而重不變的形”；“不重色彩的光化作用，而重本色”的理論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

“生命力”是他繪畫中的靈魂。他在他的整部藝術中都在追求一種生命力，他也很喜歡說起“生命力”這個詞。這種生命力不光是具體某一個人的，他是對整個人類或者大自然的生命力的贊美，所以他更喜歡畫透明的雪山，畫火紅的晚霞映在山上那種濃重的色彩。清靜的湖面，雖說很寧靜，但是在這種靜里，有著動的感覺，能給人帶來生的希望和想象。欣賞他那批西藏之行寫生的色彩，你會感覺到身上很有力量。他自己說，顏色碰撞在一起的時候，發(fā)出叮當叮當?shù)穆曧懺诋嬂锩妗Ｋ哪切┦惆l(fā)著心中大氣的小幅作品，永遠散發(fā)著創(chuàng)造的生命力。

當今市場上出現(xiàn)的一些假畫，雖同樣是民族風情的題材，假以大筆橫豎的涂抹，但在裝出來的瀟灑之下，絲毫看不到董希文那特有的活力，和那種積蓄了一生的中國式表達。

父親在青年時期，下過臨摹古人的苦功，但是他自己的畫，永遠帶給人嶄新的意義——也就是他自己說的，學前人和學別人是為了我們自己今天創(chuàng)造出新的東西。

他三十歲時在莫高窟臨摹的那幅《薩埵那太子本生故事》，不是以舊作舊的復原古畫，而是大膽地將鮮艷的紅綠色彩還原到想象中初畫時的狀態(tài)，把一個極富犧牲精神的動人故事，以自己的熱情描繪出來。由此看出他向古人學習的同時所兼具的創(chuàng)造意識。他在敦煌期間，還選擇臨摹了北魏時期的《鹿王本生故事》等等，享受大筆揮掃的奔放趣味，可以說在他年輕時就已經(jīng)存在了，這個特點在他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總能看到。的確，這些使他心向往之的古代壁畫，在后來的實踐中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

人們在評論他的《開國大典》畫法時，常與諸如唐代壁畫的金碧輝煌和勾線平涂這些因素聯(lián)系起來。我認為，他在敦煌感受到的不僅只是技法，還有對佛教故事中那種普渡眾生的救世精神感同身受，這正與他自己的悲天憫人情懷相契合。因此敦煌之行對他的意義，不僅僅是學到某些畫面的技法而已。

還在學生時代，他就曾根據(jù)見聞畫了很多下層人民生活的大場面創(chuàng)作，像《瀚海》、《戈壁駝影》、《苗女趕場》、《哈薩克牧羊女》等等。但他在描寫這類題材時并不是在刻畫一種簡單的悲苦，沒有讓表現(xiàn)對象沉淪在一種凄慘的景象當中，而是往往賦予他們清新明亮，帶有希望的情調(diào)和一種美好的前景。我認為，這種所謂的浪漫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是他的一種意愿，是更深一層的，對人性的觀照。

他的畫在技法高超之下，蘊含著真切、樸素的溫情。他總是說，不希望別人在他的畫前感到距離，他希望別人說，“這畫我也能畫”。在他的內(nèi)心中，始終存在著對普通人的誠摯感情。我想，這大概就是他的創(chuàng)作能為大眾喜聞樂見的原因。

父親在不事張揚的平和外表下有著堅韌的性格，無論順境或逆境中都始終保持著一種冷靜思考的獨立人格精神，以及敢為社會擔當使命的勇氣。他身為紹興人，天生具有挑戰(zhàn)權威的正直性格。作為藝術家，始終保持著獨立清醒的文化意識。在五十年代當蘇聯(lián)畫風統(tǒng)治畫壇的時候，他大膽提出“油畫中國風”的口號，而不隨勢茍同。在反右運動中，又因為堅守自己的見解在長官面前慷慨陳詞。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時，卻堅持表示“組織的決定可以服從，但保留個人的觀點”。

吳冠中先生曾說，董希文是個悲劇性的人物。李可染先生也說：“他太可惜了，因為他還沒有達到他能夠達到的高峰。”的確，他一生中雖然畫了很多好畫，但這些離他心中給自己定出的目標還有距離。到文革被剝奪畫畫的權利時，他只有五十歲。加上之前連年不斷的各種運動，以政治口號制約藝術表現(xiàn)形式的種種規(guī)則，都使他的才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人們現(xiàn)在提起他，常常會為他的《開國大典》一畫因政治原因兩次被修改感到惋惜，但是我理解，他自己心中惋惜的絕不僅僅是一幅畫，而是在那個被教條制約的年代里，藝術家不能自由徹底的探尋更寬廣的藝術天地。作為我們今天活著的人，更痛惜他沒能趕上改革開放后這么自由寬松的藝術環(huán)境，如果他也能擁有這之后的幾十年，接續(xù)他未盡的藝術探尋，該會出現(xiàn)多少新的精彩作品啊。

今天，中國和世界已經(jīng)可以自由的相互往來，中國藝術家能夠以自己多姿多彩的面貌驕傲地和世界開展對話，一批批的拳拳學子手持畫筆，孜孜以求，在中國油畫的天地里，秉持著他那充滿生命活力的藝術精神和實踐不斷地前行。假如他可以看到今天的景象，也會為之感到快樂的。

回想父親的一生，雖然描繪過很多表現(xiàn)宏大敘事的創(chuàng)作，然而他還有性情中的另一面，那就是在與靜穆的大自然的融合中所含有的自由自在與平淡。原本為人民大會堂創(chuàng)作的《喜馬拉雅山頌》這幅壁畫稿，就是他這樣的內(nèi)心獨白。遺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沒能將自己多年來一直構想的完整的壁畫天地展現(xiàn)出來，也很少有機會可以從容地、更多地表現(xiàn)這樣抒情安詳?shù)那榫沉恕?br/>
他在癌癥晚期，住進醫(yī)院的前夕，將自己收藏多年的、破碎了的宋代瓷瓶找出來，獨自從外面找來瓦片，靜靜的磨好，與碎磁片仔仔細細的拼粘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完整的“瓷瓶”。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燈光下，他那全神貫注的背影。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時刻，以這種方式告別，就像是在完成他最后的一件作品，也是在完成他自己。他常說：“完完整整的做事，端端正正的做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革命博物館又需要修改《開國大典》，將曾經(jīng)被打倒的劉少奇的形象再恢復到原來的位置上，我母親和兄妹三人沒有同意在他的原作上再由他人進行涂改，即使此畫在之后的三、四十年間幾乎一直被放在庫房，不能與人見面。我們只為的是，對在這幅被社會功用化了的作品背后，于那個令人發(fā)指的歷史年代中，曾被踐踏的，一個個體生命的紀念。

(作于2013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