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殘本兩岸重現記：中國藏本升至223冊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隨著國運時局，上演一幕又一幕穿越大劇。明朝的皇宮、清朝的倉庫；英國的古董攤、民國的銀行；南遷后方的列車、飛往美國的航機；大陸的景鈔本、臺灣的圖書館……一次次的物是人非，一次次的謎團叢生；或許，《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價值還不僅僅在于歷史文獻、學術研究、古籍收藏，而更在于凝聚其中的國家記憶與民族情感，這才是這部《永樂大典》殘本從驚奇發(fā)現、離奇失蹤到神奇再現之傳奇經歷的根本意義所在。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前世今生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三千多人參加，歷時四年，于永樂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類書，參與編校、謄寫圈點者三千余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搜集極為宏富。至永樂六年(1408年)冬成書，全書目錄六十卷，正文22877 卷，裝成11095 冊，總字數約在3.7億字左右，賜名《永樂大典》。

　　■正統十四年南京文淵閣不幸失火，《大典》所據原稿及所藏其他圖書均付之一炬，《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成書于南京，書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寫一部，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遷都時，命令撰修陳循將文淵閣藏書每種挑選一種，共裝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運至北京皇宮?！洞蟮洹返骄A于文樓，其他100柜圖書則暫存左順門北廊。正統六年(1441年)，文淵閣建成，于是將左順門北廊的書運入閣中，《大典》則仍貯文樓。正統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淵閣不幸失火，《大典》所據原稿及所藏其他圖書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宮中失火，奉天門及三大殿均被焚毀。世宗擔心殃及附近的文樓，嚴令將《大典》全部搶運了出來。為了預防不測，他還決定重錄一部副本。此事擱置了幾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選書寫、繪畫生員109人，正式開始抄繪。重錄前，世宗與閣臣徐階等經周密研究，制訂出嚴格的規(guī)章制度，謄寫人員早入晚出，登記領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樣重錄，做到內容一字不差，規(guī)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寫三葉，不得涂改，也不允許雇人抄寫。這樣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錄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辭世時尚未竣工，到隆慶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費時五年。

　　■目前見到的《永樂大典》都是嘉靖年間抄錄的副本，《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嘉靖年間的副本之一

　　明朝滅亡之后，《永樂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稱殉葬永陵，或稱毀于李自成戰(zhàn)火，總之是再沒有于世間重現過。目前我們見到的《永樂大典》都是嘉靖年間抄錄的副本，《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嘉靖年間的副本之一。只不過，這一卷寫的全是戲文，記錄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劇本，非常珍貴、至為難得。其實，《永樂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記載宋元劇本的，共有二十七卷之多。《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這一卷，只是統歸為“戲”字號、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而且還是其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部已經損失嚴重、很不完整的殘本，但卻是目前所知存世唯一的《永樂大典》“戲”字號殘本。

　　■隨著《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現臺灣，中國收藏的《永樂大典》已悄然升至223冊

　　《永樂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經歷兵燹火厄，人為盜損等，據不完全統計，散落在國內外的《永樂大典》僅有400冊左右。截至2010年，據權威部門統計，《永樂大典》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四大專藏，經過百年搜求，共計收藏162冊，另有60冊收藏于臺灣，中國共計收藏222冊。而隨著《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現臺灣(現存于臺灣“國家圖書館”，即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所藏的《永樂大典》已悄然升至61冊，中國收藏的《永樂大典》實為223冊。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遷臺秘史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何時遷往臺灣，遷臺歷程又有著怎樣的坎坷磨難？它是怎樣歷經四百年劫難而神奇重現于世的？所有這一系列疑問，無疑皆凝聚著深沉厚重的國家記憶，理應為后世所銘記，讓我們?yōu)榇松钏挤词　?br/>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翰林院成為戰(zhàn)場，各國侵略者將搶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盜運回國，《大典》從此散布在世界各國圖書館和私人手中

　　據記載，《大典》嘉靖副本貯藏于皇史宬配殿約150年，到清雍正年間(1723年—1735年)被移貯翰林院敬一亭。從此這部內府藏書開始被大臣們借閱輯錄佚書，從而不斷遺失并遭受各種破壞。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庫全書》曾利用此書，清查時發(fā)現已缺失2422卷，約一千冊。

　　清代嘉慶、道光間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又利用《大典》，這期間由于監(jiān)管制度不嚴，又被官員大量盜竊。另外，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蠻破壞和搶劫，丟失《大典》不計其數。其中，尤以英軍搶掠最多，將其作為戰(zhàn)利品運回該國。光緒元年(1875年)修繕翰林院建筑時，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 冊。

　　另據記載，光緒二年，清查庫存之后短短一年時間，翁同龢入翰林院檢查《大典》竟只剩下800冊。最后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翰林院成為戰(zhàn)場，《大典》除戰(zhàn)火焚毀破壞以外，再加上人為搶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為烏有。各國侵略者將搶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盜運回國，《大典》從此散布在世界各國圖書館和私人手中。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飄泊至英國。直至1920年，葉恭綽赴歐洲考察實業(yè)，在倫敦一間小古董鋪里，意外地發(fā)現并購回了這一冊《大典》殘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華北局勢動蕩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遷。北平圖書館已將敦煌寫經、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輿圖及珍貴的西文書籍裝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陸銀行等較為安全的地方?？赡芤睬≡诖藭r或稍早，葉恭綽也將自己從英國購回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銀行的保險柜中，以此避免意外發(fā)生，確保國寶不再流落異邦。

　　當時北圖僅藏有60冊《永樂大典》，并沒有收藏《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專門派人據此卷抄錄了一份副本留存。當時主持抄錄副本工作的是趙萬里(1905—1980年)，他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同鄉(xiāng)兼門生，是著名文獻學家，精于版本、目錄、?？薄⑤嬝畬W。時任北平圖書館善本部采訪組組長的趙萬里，正著力訪求各類流散民間的珍貴古籍，因見部分《永樂大典》遺失海外，國內無存，甚為痛心，便立志將境外之《永樂大典》進行抄錄，以補館藏不足。葉恭綽從英國回購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當然引起了趙氏的重視，他迅即組織人力，對原本進行了精心的“景鈔”。

　　所謂“景鈔”，也即“影鈔”，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種人工復制，即是按照原書原有行格、篇幅、字數、字體進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原比例復制，類似于現代的復印技術。

　　■葉恭綽從英國回購的殘卷，引起主持《大典》抄錄副本工作的趙萬里的注意，他成為國內最早撰文介紹《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學者之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趙氏可能還是國內最早撰文介紹《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學者，所撰《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一文，載于《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2卷第3、4號合刊的“永樂大典專號”之中，是年為1929年。這期“專號”中，趙氏連撰三篇論文，一為《永樂大典內輯出之佚書目》，二為《館藏永樂大典提要》，第三篇即為《記永樂大典內之戲曲》，在綜述他所經歷的《永樂大典》收藏、訪求、研究史中，專列一文來探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關內容，這也足見他對這部殘本的濃厚興趣。

　　趙氏對館外《永樂大典》的訪求、抄錄副本工作從1930年代一直持續(xù)到1950年代，在歷時近二十年的抄錄工作中，經其組織抄錄的這些《永樂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極其珍貴，絕大部分均難得一見，獨具文獻價值。從現存的趙氏所抄副本情況來看，大部分為紅格騰抄本，并非所有的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復制的“景鈔”。究其原由，無非有兩種。一是所據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寫本，而是清代各類官方或私人的過錄本，沒有必要“景鈔”；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或時間倉促，沒有足夠的條件予以“景鈔”。

　　可以說，正是由于葉恭綽的慷慨無私、趙萬里的高度重視，才合力促成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鈔本的誕生。而這一景鈔本，作為北平圖書館的重要館藏之一，又于1954年輯入鄭振鐸(1898-1958年)主持編印的《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將這一景鈔本予以影印出版，從此這個“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為大陸戲曲研究學者能夠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幾乎就等同于葉氏所藏的原本。那么，葉氏所藏的原本，此時又身在何方呢？

　　或許，由于葉氏已經預料到了戰(zhàn)事的危急，此時已將《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轉移秘藏。此舉雖然讓后來的學者們未能一睹真容，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不得不以景鈔本為底本來排印出版，這多少有些遺憾，但畢竟保全了國寶，在行將來臨的戰(zhàn)亂中及時做出了正確抉擇。

　　■《永樂大典》殘卷踏上了飛赴臺灣的旅途，這從時局的演進，與葉氏的生平，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及明人文集挑選精品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后，北平圖書館即將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倉庫。原先同時秘藏于天津銀行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隨之南遷，我們不得而知；此時葉氏是否已經將此書捐贈或售予北圖，也無從考證。但有一點確是可以肯定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隨后不久踏上了飛赴臺灣的旅途。這從時局的演進，與葉氏的生平，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原來，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后，上海淪陷，不久歐戰(zhàn)爆發(fā)，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國家圖書館存放在上海的圖籍的安全遭到威脅。代理館長袁同禮先生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先生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系，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后運往美國寄存。選取的三千種書中就有60冊《永樂大典》。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于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1941)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善本轉運臺灣，目前全部暫存臺灣。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傳聞

　　1934年12月，《燕京學報》第九專號，刊印了一部名為《宋元南戲百一錄》的專著。書中附印了一頁珂羅版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題為“永樂大典小孫屠戲文”。這是繼北平圖書館景鈔本、1931年排印本《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面世之后，這冊從英國尋回的珍貴古籍首次展露真容。相信對于普通學者、讀者而言，《宋元南戲百一錄》讓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這多少有點意外，也有點驚喜。當然，讓學者們激動的不可能只是一頁影印圖案，更為重要的是，時年36歲的作者錢南揚(1899—1987年)，就此開始深入研討一個專門的學術概念“南戲”，并為之摸索考證了七年之久；在書中，他確證了南戲曾經存在的形態(tài)與特征，而且還把后來有遺存內容的劇本一一羅列概述。

　　到1979年10月，已經80歲的南戲研究專家錢南揚，終于完成了其南戲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他在“前言”中不無感慨地提到，學界中流行已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傳聞。他寫道：

　　《永樂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戲文三十三本，詳連筠簃刊本《永樂大典目錄》。這本《戲文三種》，乃是僅存的最后一卷。此書已流出國外，一九二○年，葉玉甫(恭綽)先生游歐，從倫敦一小古玩肆中購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銀行保險庫中?？箲?zhàn)勝利后，不知下落。現在流傳的僅幾種鈔本及根據鈔本的翻印本，可惜見不到原書了。這次校注，即據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

　　錢南揚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曾經見過原書，或者至少見過原書部分影印內容的學者之一。但他仍然沒能看到原書的全部內容，這也是無疑的，否則不會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選擇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這個排印本的底本，又是北平圖書館景鈔本，錢氏的工作底本，實際上已經與原本隔了兩層“紗”。換句話說，錢氏的學術研究，沒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這從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純度”當然還不夠，多少還是有些遺憾的。而頗具意味的是，這部與《宋元南戲百一錄》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插印了一頁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仍然是題為“永樂大典小孫屠戲文”的卷首內容。也由此可見，包括錢南揚在內的大陸學者們，對這冊原書的珍視與關注，隨之而來的遺憾與困惑，也因此縈繞半個世紀，揮之不去。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與錢南揚師出同門，同為曲學大師吳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年)，組織編撰的大型叢書《全元戲曲》，終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編校出自《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劇本“宦門弟子錯立身”時，他也感言，本劇原與《小孫屠》、《張協狀元》一起，存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書遺失，故這次整理，以《古本戲曲叢刊》影印的鈔本為底本，參以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為閱讀方便，從錢本分為十四出?！陨线@些感言得以公開出版刊行之際，九十高齡的王季思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書中的這番感言，也成為中國學術界最后一次確證《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蹤的說法。

　　這時距離葉氏從英國購回《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整整80年過去了；距北平圖書館景鈔本，也已經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親自看到過、抄錄過、校印過、研究過、接觸過《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國學者皆一一作古；葉恭綽、趙萬里、馬廉、傅惜華、唐圭璋、馮沅君、任中敏、譚正璧、錢南揚、王季思等等，這一連串中國學術界內外耳熟能詳的名字，皆相繼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歷程，而《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舊還是個謎。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現臺灣

　　距錢南揚所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臺灣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發(fā)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fā)現》論文，報告了一個驚人的發(fā)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內府重寫本)并沒有失蹤，現藏于臺灣“國家圖書館”(即原“國立中央圖書館”)。

　　原來，臺灣學術界也曾根據錢氏所言，一直持《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經失蹤的觀點。但汪先生坦言，“一直還心懷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書”，寄希望于在大陸或海外尋求原書。但在向中山大學知名戲曲專家康保成教授(著名戲曲學家王季思弟子)咨詢之后，得出的結論“至今仍是下落不明”，這讓他不禁心生沮喪、以為無望。可接下來，一次因備課查尋資料的偶然機遇，卻讓他意外地讓這冊“失蹤”已近一個世紀的國寶重現。他在論文中激動地寫道：

　　后來在備課時，因為要講到包背裝，需引用臺灣“國圖”的《術語圖說》來解說，可是一點開之后，圖例竟然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頓時愣住了。由于是遠景看不真切，于是趕快去查“國圖”的館藏目錄，結果真找到《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圖，就這樣我還不放心。特地再到“國圖”去看了微片和原書，確定真的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驚喜之余，出于學者的審慎，汪先生再次逐頁逐字檢閱原書。由于擔心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種未經著錄的景鈔本，他甚至于核對了明代原卷抄錄者呂鳴瑞名下的現存所有《永樂大典》抄錄筆跡。他將《永樂大典》卷六百六十六、卷二千二百三十七、卷七千三百二十四、卷七千五百一十八、卷七千六百七十七、卷八千九百一十、卷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等多卷字跡逐一核對比照，最終確定了他在臺灣“國家圖書館”中見到的《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正是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內府重寫本，也就是當年葉恭綽從英國購回的原件。

　　此時，已經在中國學術界失蹤達80年之久的《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終于重現于海峽彼岸。據汪先生初步研究，這部原本的內容，與此前流行于學術界的各個版本均有較大差異，無論是景鈔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以及各類輯選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錯訛與脫漏，這給學術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持續(xù)而且深遠的?？梢灶A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臺灣的發(fā)現，將重新厘清相關研究中的一些誤區(qū)，重新建立起新的、更為精確的研究路徑與方法，這必將掀起新一輪的相關研究熱潮與誕生新一批的學術研究成果。這次神奇發(fā)現《永樂大典》原本的學術價值，當然毋庸置疑。

　　本版文并圖/肖伊緋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明代原本珂羅版影印頁面，原本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

　　葉恭綽(1881－1968)

　　趙萬里(1905—1980)

　　馬廉(1893—1935)

　　錢南揚(1899—1987)

　　1931年“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出版，沈尹默封面題箋

　　《永樂大典》北平圖書館抄錄副本，1930年代由趙萬里主持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永樂大典》162冊

　　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鈔本收藏于此

　　臺灣“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現藏于此。臺灣藏有《永樂大典》已達61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