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恩波：藝術批評應開出貨真價實的“處方”

　　中國學術傳統(tǒng)中一直推崇“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前者是理論的現(xiàn)實化，后者是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追求。藝術研究如果要取得實質(zhì)性的進展，我以為實在離不開這兩者協(xié)調(diào)一致的構建。

　　而縱觀當下的藝術研究，其態(tài)勢和取向的確不容樂觀。其中主要存在的問題是，現(xiàn)在有不少國內(nèi)學者往往在變本加厲地追求一種體系化的藝術本體論，更熱衷于在西方文化的影響和熏陶下張揚一種大而無當屬于空頭支票的理論構架。


　　用舶來的術語、概念和邏輯來探討土生土長的中國藝術，的確是不小的諷刺。其實，那些真正懂得洋玩意的人，從來不拿那些表面的貨色招搖過市。像錢鐘書、宗白華和朱光潛等前輩學者，都稱得上學貫中西，將古今中外的價值熔為一爐，可是讀他們的書，并沒覺得是在用干巴巴的體系或者生硬空疏的學理和教條來敷衍、塞責。只因為他們的賞析、評點、解讀和領會往往貼近了實際的藝術經(jīng)驗，說出了真相背后被遮蔽的本真，因而即使時過境遷，歲月的打磨并未使得他們的捕捉和勾勒失去撲面而來的鮮活氣息和生命魅力。當然以上提到的先輩都是精神領域的高峰，我們心向往之，但未必能夠沿著他們治學的路線走下去，不過，有意識地借鑒、比照乃至參考，終歸還是今天藝術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前提。

　　恕本人孤陋寡聞，私下揣摩當今文壇藝苑，以為存在不少盲點、缺失和陋習。

　　理論的批判力遠遠不足以應對當前復雜紛紜的藝術潮流和變動不居的創(chuàng)作格局

　　我覺得真正的批判其實是一種對話性、互補性的關系。譬如當年李長之對魯迅的批判，柏楊對國民性格弱點的批判，大體上都是出于誠意真心、良知銳氣、學理道義而不吐不快，不辯不明的。而時下更多的理論批評大體上是溫開水褒獎式的，即便有點棱角的言論，也傾向于意氣用事，或者干脆以罵殺顯示自己的自命不凡。實際上，真正的批評，不該是人際關系的批評，不會是失去理性剖析和學理論述的批評，更不是那種依靠媒體進行盲目炒作的批評。真正的批評其實會對創(chuàng)作者的動機、成效和意義進行有針對性的有理有據(jù)的分析和讀解、梳理和校正。

　　不久前看呂效平談論林兆華導演《建筑大師》的文章，很為之擊節(jié)嘆賞。說句心里話，我看林先生的劇目都是通過光碟，沒有到現(xiàn)場欣賞，絕對是生命中的憾事。我折服于《狗兒爺 》的那種為中國農(nóng)民命運思考的悲壯努力，但是我并不喜歡《三姐妹·等待戈多》的裝模作樣和矯情，后者過于注重形式化的探索了，雖說這是林劇以往的成功所在，與此同時恰恰也是他的致命傷。果不其然，按照呂效平的理解，易卜生的《建筑大師》本來是一部書寫人物命運的詠嘆調(diào)，卻在林兆華的闡釋傳遞中失去了堅果的味道，變成了徒具其表的木偶傳奇。呂效平在文章的結尾處擲地有聲地質(zhì)疑了林兆華藝術建構的華而不實，他說：“十多年來，我們記住了林兆華先生在舞臺上建過水池、在水池上搭起亭子，記住了他讓提線木偶與演員同臺表演，記住了他用一把老式剃頭椅子做國王的寶座……但是我不記得他再造過一個像狗兒爺那樣的靈魂。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戲劇失去了靈魂，玩的就是形式翻新，玩著玩著，真實的鐵榔頭玩成了道具式的橡皮榔頭?！焙芸上В襁@樣鞭辟入里擊中要害的批評，在我有限的閱讀里簡直如空谷足音尚不多見。尤其是對像林兆華這樣的著名人物，我們聽到了太多的溢美之詞，而如呂效平這樣有分量的研究才是批評到作品盲點和軟肋的貨真價實的 “處方 ”。 因為，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大概都相當于診斷，其用意在于引起患者療救的希望。

　　當下中國的藝術理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匱乏鑒賞力和感受力的，更別提具有那種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生命想象力了

　　理論究竟能不能指導創(chuàng)作？我很懷疑。但是，好一點的理論至少是提醒創(chuàng)作者避免走入瓶頸、雷區(qū)和陷阱的必要方式。而這首先就需要我們的理論研究保持足夠的感性色彩，能夠把握作品的整體價值、審美意蘊和形式意味。否則，用完全概念化、邏輯化的認知來解讀藝術文本，許多時候都會是言不及義的“隔行如隔山”的誤解和撞車。當年王國維在探討詩歌寫作和鑒賞的法門時，曾經(jīng)提出“隔”與“不隔”之說。如果借用一下，是不是可以這樣來看，當代的文藝研究和批評距離創(chuàng)作者的真實感悟太遠太隔膜，是真正的“隔”，所以作家、編導和演員才不買批評者的賬，因為只有“不隔”的研究，才讓人有如遇知音的感覺。實事求是地說，作家的原創(chuàng)力就在于他們有很強烈的審美感受力。那目光通常是刁鉆的，他們看問題就是比一般的理論工作者要精當敏銳切中弊端。也許理論研究中，普遍匱乏的就是對研究對象的貼近感、穿透力和把握力。而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研究者在審美過程中只片面注重邏輯思維和抽象概括，而忽略了他們的理論思維背后恰恰需要足夠感性的動力支撐，這恐怕就是造成研究者和藝術實踐者無法展開有意思的深層次對話的關鍵所在。

　　如果換個角度，藝術實踐者和研究者如能建立良性的溝通，至關重要的是后者的解讀不是先入為主地拿體系和框架來肢解人家的創(chuàng)造，而是沉浸在作品從內(nèi)涵到形式的整體格局里，用自己獨特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想象力來為作品提供一次全新打開、釋放和煥發(fā)其神采 的 可能和契機，而這樣高水準的鑒賞確實是鳳毛麟角。所以我覺得用理性過當、智性欠缺、感性匱乏來形容當今的中國文藝研究和批評，大概并不為過。不客氣地說，我們的藝術研究倘若還是重復在學院體制里，用西方的邏輯模式和生硬的術語閹割活生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的話，倘若還是缺少感覺的支持，現(xiàn)場的梳理，而只憑木乃伊般的僵化史料來分析精神生產(chǎn)的模式和規(guī)則的話，那么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良性互動就基本無法實現(xiàn)而只能半途而廢。

　　許多時候，哄抬炒作之風已然淹沒和覆蓋了具體文藝作品的貨真價實。不必諱言，許多藝術家和作品顯然是被“高估”了，而對其進行的過度闡釋則更是抵消了藝術審美的判斷力和鑒賞力。

　　其實，藝術批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在時下的中國并沒有獲得足夠的落實。當當吹鼓手或者幫人抬轎子，幾乎成了批評者的天職和義務。在這里思維敏感性的匱乏和良知的缺席大概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我把這種現(xiàn)象稱之為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不對稱。而造成這種不合理狀況的深層原因，有一點不用回避，就是我們的研究者本身就是鑒賞力不足的群體。

　　鑒賞力不足主要體現(xiàn)在批評和研究的錯位和越位，比如我們常犯的毛病有 “言過其實”、“用大炮打蚊子”、“蜻蜓點水”等。

　　“言過其實”，是在藝術審美中用獵奇性、夸張和放大的視野來審視作品的真實內(nèi)涵和質(zhì)量。譬如于丹對鳥巢版《圖蘭朵》的評價，竟然用“拉開了后奧運時代‘新文化運動’的恢弘序幕”這樣非同尋常的字眼，將其視為中國文化一個強有力的品牌驅(qū)動而存在。這種批評有市場營銷價值，有搖唇鼓舌搖旗吶喊之勢，唯獨少了研究者獨特而清醒的學術眼光。與之相比，我倒是更為欣賞趙健偉

　　《是誰誤讀了〈圖蘭朵〉》一文中所負載的恰如其分的剖析和闡釋的魅力。他說，“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把欣賞歌劇與奧運激情混為一談，也不能把聆聽《今夜無人入睡》與觀賞劉翔的百米沖刺視為相似的激情宣泄，更不能把‘中國不高興’般的民族情緒發(fā)泄到一部古典歌劇上去。這樣的演繹和誤讀，不僅會使普契尼的在天之靈蒙受羞辱，也會使原本藝術的、高雅的歌劇淪為廣場上的激情秧歌抑或大眾舞廳里的搖擺舞。 ”而在當下論壇，于丹式的批評越位現(xiàn)象屢見不鮮，我以為這不是藝術研究中的好現(xiàn)象，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趙健偉那種不媚俗不媚時尚的真實評判。

　　至于“用大炮打蚊子”的批評和“蜻蜓點水”的批評，也都是這個年代學術研究的偏離和錯位。他們動輒用一大堆生吞活剝的西方學術術語來研討本來很微觀很具體的中國本土作品，從而顯得華而不實，言不及義，白白辜負了那種大格局大門面的支撐，其實是涂脂抹粉的偽飾和裝潢。另一種則永遠用點到為止，沒有進入精神深層次探索的淺嘗輒止，來寫自己應景的文字。在那字里行間，我們看不到生命的感應和接通，領略不到化你為我的視界融合，感受不到鑒賞的品位和審美的氣度。

　　研究和批評自身其實也是創(chuàng)作的一種，它們理所當然堪稱美文學的一部分。如以話語范式自成一體的自立自足而言，當代的藝術研究和批評顯然與詩性品格了不相關

　　套用汪曾祺先生的語言，我想

　　說那些學者之所以會用他們詰屈聱牙不著邊際的話語寫出了枯燥乏味的文字，只因為“他們的心不是水蜜桃，不是香白杏。他們的心是堅果，是山核桃”，這樣的心態(tài)多多少少會帶有一點教條主義色彩。而我本人激賞的研究方式無疑是理性結構與感性動力的合一。如果兩者不可兼得，我寧愿取后者。實話實說，不是李澤厚的審美積淀，而是高爾泰的自由感性的象征，更讓人為之欣慰和憧憬。因為那畢竟是更有生命力的，更有創(chuàng)造力的。

　　當然，取法乎上，有時候會讓我們感到力不從心，不過，即使等而下之，即使降低藝術批評的審美標準，我們也不會滿足當前八股式樣的文風的到處充斥和泛濫。譬如現(xiàn)在的不少學者好像不怎么會說家常話了，而是熱衷于板著面孔說教，或者用誰都不懂的云山霧罩的話語寫他們理論的烏托邦。也難怪本來是跟藝術相關的文字系統(tǒng)，因此卻不再獲得讀者的充分理解和認同。

　　歸結起來，原因在于這種研究缺乏彈性的格調(diào)，尤其殊少人間情懷和趣味，不免令人望而生畏。尤其對于戲劇文化來說，劇場本身就是充滿變動不居的生命氣息和激情的場所，是演員和觀眾一同做夢分享儀式的地方，是從現(xiàn)實生活湍流里打撈上來的活生生的游魚逃離了理性束縛和規(guī)則制約的網(wǎng)……于此我們對戲劇的理解、剖析和閱讀，難道不也應該恰如其分地烙印上自己心靈深處的火花以及情感沸騰時的光澤？看來，戲劇研究和批評是該脫下過于理性的外套的時候了。

　　愛戲劇的人，不妨讀一讀彼得·布魯克的《敞開的門》，或者到翁托南·阿鐸(通譯阿爾托)的《劇場及其復象》中找尋真實而有活力的靈感之源。當然我們借鑒的不是概念術語，而是他們用心靈底蘊捕捉的藝術生命現(xiàn)實?？纯慈思沂侨绾斡妹烂畹乃季S構建精神殿堂的。而之所以要如此，只因為當代中國的藝術研究和批評還做得遠遠不夠精致和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