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春秋十卷明刊本

▲《吳越春秋十卷》（漢）趙曄撰 （元）徐天祐音注

　　明嘉靖刻本，四周雙邊，9行17字，細(xì)黑口、線裝、白棉紙、一函2冊，繆荃孫硃批、周紹寅過錄盧文弨批校

　　鈐章：荃孫校讀、國楨藏書、喜寅、屺思、李方祕笈、徐乃昌曝書記、南陵徐乃昌?？苯?jīng)籍記、積學(xué)齋徐乃昌藏書、積余秘籍識者寶之

　　封面題箋：元槧吳越春秋音注十卷/大德十年紹興路儒孝刻徐天祐注本/書鈔閣藏書周紹寅臨盧校

　　《吳越春秋》約成書于東漢初年，主要記載春秋末期吳越兩國之事，前五卷記吳國事，稱內(nèi)傳；后五卷記載越國事，稱外傳。其內(nèi)容要點(diǎn)皆見于《史記》、《國語》、《左傳》與《越絕書》等書，但亦有各書未載之事，或各書略載而此書詳述之事。此書介于歷史與小說之間，類似后世之演義，明清以后的許多劇目皆以此書為依據(jù)改編而成。然亦有故事經(jīng)考古證明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如吳國鼓風(fēng)、冶鐵鑄劍之事。作者趙曄，字君長，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卒年不詳，所著傳世者僅存《吳越春秋》一種。

　　此書約十年前得于上海某拍場，前有周紹寅題簽云“元槧吳越春秋音注十卷”。細(xì)閱內(nèi)頁，鈐章累累，可見是名家遞藏之珍本。此本實為嘉靖本，然多有藏家誤認(rèn)此為元槧。此書元版行格應(yīng)為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嘉靖本行格則為九行十七字細(xì)黑口四周雙邊。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記有九行十七字本《吳越春秋》，稱其為“《四庫全書》元大德十年刻本，序文不著名姓。”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亦稱“每頁十八行，行十七字”本為“元本徐注十卷”。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亦將此本著錄為元刊。

　　讀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可知，葉德輝曾經(jīng)眼三部《吳越春秋十卷》，其中有與寒齋相同之嘉靖本、萬歷丙戌馮念祖重刊元大德丙午徐天祜注本及明萬歷辛丑楊爾曾刻本。馮念祖刊本目錄后有長方框牌記云“萬歷丙戌之秋武林馮念祖重梓于龍臥山房”，此書板后來轉(zhuǎn)售于同鄉(xiāng)楊爾曾，楊爾曾將牌記改為“萬歷辛丑之秋武林楊爾曾重梓于臥龍山房”。葉氏稱嘗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志》載此書有元刊本，“明弘治間鄺璠所刻即依此本”，葉按：“鄺刻罕見，盧抱經(jīng)文弨校此書，曾借常州莊葆琛所藏明弘治十四年巡按袁經(jīng)大倫授吳縣令鄺廷瑞重刻大德本，即其本也?！?br/>
　　葉德輝評價此書之嘉靖本“是明刻書中慎守先民榘矱者”，此語之意極深，蓋因明人刻書風(fēng)氣惡劣之觀念深入人心，往往忽略明人刻書亦有極工致者。葉氏還言：“元刻當(dāng)亦是九行十八字。繆、瞿二家之書，余皆親閱其書，紙料、墨色、印工、字體與此書（指九行十七字嘉靖本）全無差別，是此書為明刊元本，彼二書亦必明刊元本。明刻自足珍貴，又何必強(qiáng)欲躋之元刻自欺以欺人耶？”

　　由鈐印及藏章可知，此本曾經(jīng)周紹寅、繆荃孫、徐乃昌等遞藏。卷前題簽者周紹寅，字云將，乃清代藏書大家周星詒之子，書鈔閣即周星詒室名，以得舊鈔本《北堂書鈔》而來。此本中有周紹寅過錄盧文弨之批校，卷末有“乾隆四十九年歲在甲辰，盧文弨在常州借莊葆琛家明宏治十四年巡按袁經(jīng)大倫授吳縣令鄺廷瑞重刻元大德本十月十八日攜舟中對校廿二日攝山校訖”句，此即葉德輝于《郋園讀書志》中所錄也。

　　《嘉業(yè)堂藏書記》中載有《吳越春秋十卷》兩部，分別著錄為“明刻本”與“明萬歷刻本”，其中著錄為“明刻本”者，有“此明翻大德本，觀其字體，約嘉、萬間刻也”。《嘉業(yè)堂藏書記》先后有繆荃孫、董康撰稿編目，此條目下注明為繆荃孫所撰。吾藏之本目錄首頁有“荃孫校讀”之朱文小印，然無嘉業(yè)堂之印，故未知此本是否為當(dāng)時藝風(fēng)老人撰寫此條目時所參之本。

　　王大隆《蛾術(shù)軒篋存善本書錄》亦談及《吳越春秋十卷》，然其所談為萬歷丙戌馮念祖本臥龍山房本，其評價此本曰：“此本摹寫鐫刻，印刷紙張，均極工致。尤可貴者，能存元刻面目而不加竄亂，在晚明刻書中所罕有。昔顧亭林云：‘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鋟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fù)注，且徑改之矣’。又云：‘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fēng)氣之變，自此而始’……近人往往據(jù)此說，以評泊板本，竊謂以時代分刻書之優(yōu)劣，不過得其大判而已。平生所見嘉靖前刻，未嘗無陋劣，而萬歷時刻如此書者，安得不以善本目之？是在讀者之精于鑒別，不當(dāng)作膠柱之見耳?！弊x此文字，知王大隆至少認(rèn)為此本為萬歷本中之白眉，而按葉德輝的說法，馮念祖本為楊爾曾本之初印，嘉靖本又勝于馮念祖本，故寒齋所藏之本更勝于王大隆本矣。

　　查《善本總目》，可知此書流傳并不稀見，國內(nèi)公藏與之行格相同者約有十余家，其中國家圖書館有此本之翁同龢跋本，天津圖書館有此本之莫友芝跋本，可見歷代藏家對此本之看重。然據(jù)《總目》所載，各館所藏明萬歷十四年馮念祖臥龍山房刻本行格均為“八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應(yīng)與王大隆所述為同一版本，而王大隆著錄此為“八行十七字，白口單欄”，其所藏之本為四周單邊，與其他著錄之左右雙邊有異，惜不能得見王大隆所藏之本，故不能確定王大隆所提萬歷本是著錄之筆誤，還是另有一不為前人所知的四周單邊之翻刻本。

　　而更有意思之處，在于王大隆先生提到“今元刻本徐積馀丈已摹刻于《隨庵叢書》”語。《隨庵叢書》為晚清民國時期的著名藏書、刻書大家徐乃昌所刻，所選之本均為宋元舊槧，其目的在于“是縮今日為宋元也，是后千百年為今日也。”此叢書共收十種五十二卷，其中即有《吳越春秋十卷》，而吾藏之本前后處處可見徐氏藏書印，可見其愛此書之甚，未知當(dāng)日徐氏刻《隨庵叢書》所選《吳越春秋十卷》之底本，是否即吾今日之所藏也。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