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者：中國文學需提升國際知名度

　　只有在當代作家將經(jīng)典熔鑄于其創(chuàng)作之中時，典籍才能在現(xiàn)代煥發(fā)出勃勃生機。

　　只有利用更大的國際知名度，才能促進中國文學的國際知名度。

　　新技術為人文學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介，其開放性、自由性和自發(fā)性都是空前的。

　　2010年歲末，宋惠慈到維思里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參加學術討論會，探討民族文學如何在全球化時代中與數(shù)字新媒體互動。美國本土學者如何研究自己的國家？文學在美國研究中有何特殊地位？中國民族文學如何走向世界？數(shù)字化時代與互聯(lián)網(wǎng)革命又怎樣影響了當今美國人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帶著這些問題，美國維思里安大學社會研究學院的楊光爍先生受本報之邀專訪了宋惠慈教授。

　　1 “美國例外論”轉向異質文化的多元融合

　　楊光爍：請簡要介紹一下美國研究的發(fā)展歷程和現(xiàn)狀？

　　宋惠慈：美國研究這一學術領域近年來經(jīng)歷了重要的范式轉折，很多方面可謂翻天覆地。首先，我們回顧一下美國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帕靈頓（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是這門學科的公認奠基人。在其三卷本巨作《美國諸主要思潮》（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1927年、1928年獲普利策獎）中，他含蓄地表達了這一論斷，即美國作家的思考和寫作體現(xiàn)了一種獨特性，學者應將之視為一種獨特的美國民族精神（“美國文明”）的體現(xiàn)并加以研究。1937年，哈佛大學設立的“美國文明史”博士課程，就建立在帕靈頓假說的基礎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間的學者也承襲了這一假說。亨利·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處女地》、路易斯（R. W. B. Lewis）的《美國的亞當》、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的《美國小說及其傳統(tǒng)》等著作構成了“神話與象征”學派，其特點是強調一種專屬于美國人的“美洲身份”。

　　自70年代起，一代新學者開始質疑這種獨特性所預設的前提。難道美國歷史竟是如此前無古人，以至于迥異于其他民族？難道美國文學竟是如此卓然獨立，以至于其完全未受世界其他地區(qū)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美國例外論”的理論模型在反文化大潮之下，顯得愈發(fā)可疑。學者們開始自覺地嘗試擺脫美國例外論的影響。以文化多元主義的走紅為標志，學者們最初嘗試借助強調不同族群的多樣的藝術表達，來突破一元、統(tǒng)一的民族特性觀念所既有的壟斷地位。

　　隨著各移民族群的文化遺產(chǎn)日益登上前臺，美國研究也日趨開放，一場重大范式轉折在所難免。將美國視為自給自足的孤立體的傳統(tǒng)觀點遭到了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對全球諸文化間復雜的交互連結的強調。新范式基于一種對美國與世界其他部分之互動關系的全新理解，強調流溢于文化各個層面的自主性、文化傳播流傳途徑的多元性以及異質文化交流融合、相得益彰的可行性。離散族群（Diaspora）和族群融合等嶄新的關鍵概念取代了例外論在舊范式的地位，成為美國研究領域的基本研究原則。

　　2 美國研究日趨國際化，強調復雜互動

　　楊光爍：我注意到您特別強調美國研究中的國際維度，這是否是這種范式轉換的結果？

　　宋惠慈：可以說，在范式調整的大背景下，對跨國研究的強調顯得順理成章。其實，當美國研究仍以“美國”為首要對象時，學者們已開始認識到，為了更充分理解美國，對中國、日本、韓國、印度、菲律賓等國的必要知識不可或缺——遑論英國、愛爾蘭、西班牙、德國和東歐諸國了。進一步講，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發(fā)生在智利、尼加拉瓜等地的軍事沖突，以及如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的戰(zhàn)爭，都充分證明美國史已日益成為全球經(jīng)濟和地緣政治的一部分?；ヂ?lián)網(wǎng)等技術上的新進步令全球性交流勢不可當?shù)爻蔀槿粘Ｉ顭o可爭議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生活在一個網(wǎng)絡化世界，美國研究已成為“國際化下的美國研究”，原因是如此簡單：非如此不能應對前述的結構性巨變。

　　然而，在時勢的大潮之外，對國際維度的強調是深化美國研究的必然趨勢。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本身就有多元的文化積淀。請讓我以文學為例，簡單談談。

　　文學是美國人認識世界的窗口，盡管這點并不總是為人所承認。一直以來，美國文學就有著關注其他民族豐富文化的傳統(tǒng)。在19世紀，久居歐洲的美國文學之父歐文（Washington Irving）就向西班牙安德魯西亞（Al Andalus）的中世紀伊斯蘭遺存致以極高敬意。愛默生自德文轉譯了將近700行的波斯大詩人哈菲茲（Hafiz）的詩歌。在其名著《康科德河和梅里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中，梭羅大量言及東方哲學和宗教。

　　及至20世紀，這種借鑒與吸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更進一步。譬如埃茲拉·龐德就譯介了日本的傳統(tǒng)戲曲——能劇，而漢字于是成為其名作《詩章》中的核心主題之一。在汲取其他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之時，美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構成了世界文學中的重要部分。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成為記錄西班牙內戰(zhàn)的文學經(jīng)典；約翰·赫西（John Hersey）的《廣島》一書成為核爆創(chuàng)傷的編年史；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與死者》集中描寫了二戰(zhàn)的太平洋戰(zhàn)區(qū)，成為研究此段歷史的重要佐證。近年來，湯婷婷、譚恩美、李昌來（Chang-rae Lee）、艾德維吉·丹蒂卡（Edwidge Danticat）、朱諾·迪亞茲（Junot Diaz）、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等作家更是將中國、韓國、海地、多米尼加和阿富汗等繪入了美國文學的版圖，成就了一道道特色各異的風景。研究美國文學，不可能避開這種復雜的互動。

　　3 世界文學是穿越時空的作品之集合

　　楊光爍：您對“世界文學”的強調似乎是美國文學研究在學理上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

　　宋惠慈：我不能說這是一個必然結果，但的確正如我剛才所舉的作家作品所顯示的那樣，美國文學的國際維度是如此顯著，以至于很多時候我們已不能再泛泛地以傳統(tǒng)的民族文學范疇來定義“美國文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文學因其多樣的創(chuàng)作實踐，體現(xiàn)了人類語言實驗性與交互性，從而超越了單一民族的局限，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子集。

　　世界文學本身是一個流變中的領域?！癢eltliteratur”（世界文學）這一概念首先由歌德在1801年提出?！翱梢云谕?，人們將很快承認，世上本沒有所謂的‘愛國藝術’或‘愛國科學’。藝術和科學，正如其他美好事物一樣，同屬于整個世界。只有在所有現(xiàn)代人秉承其不同傳統(tǒng)而進行的自由交流中，藝術和科學才能持續(xù)進步?！边@種將世界文學視為超越了狹隘的地區(qū)主義乃至愛國主義的普遍之善的觀點，在晚近引起了一些熱烈的爭議。哈佛學者戴若什（David Damrosch）將世界文學定義為“穿越時空，能在遠離本土語境之異域廣泛流行的文學作品之集合”。這種作品的主要讀者是以超脫于作品原始語境的視角、迥異于原作者所能設想之身份進行閱讀和闡釋的。

　　對原始文本的翻譯、改編、引用和再創(chuàng)作導致了作品及衍生品于不同文化之間的復雜親族關系，以及其負載、傳播媒介在不同時代的多樣性。在2010年秋季，美國各地的公共電視臺都播出了一部13集科教片“世界文學的邀請函”。這套節(jié)目介紹了包括《吉爾伽美什》、《奧德賽》、《酒神的女使》、《博伽梵歌》、《源氏物語》、《波波爾·烏》、《天方夜譚》和《西游記》在內的世界名著。

　　楊光爍：說到《西游記》，您能否從一個美國文學專家的角度，談談中國古典名著在西方的接受度問題？

　　宋惠慈：在西方，《西游記》也許是知名度最高的中文文學作品，這多虧了亞瑟·韋利流利暢達的翻譯（The Monkey， 1942）。漫漫取經(jīng)路上人妖神怪間的種種糾葛，賦予了這部小說一種獨特的跨文化魅力。不少成功的當代美國作家從《西游記》中汲取靈感，相關作品包括杰拉爾德·維茲諾1987年出版的《格瑞佛：美國猴王闖中國》、湯婷婷的小說《孫行者》、帕綞莎·趙（Patricia Chao）的《猴王》等。華裔導演陳士爭與他的跨國團隊合作改編的歌劇《西游記》（2007），更以其在歐美的成功巡演，標志著這部中文經(jīng)典已然跨入了當代西方流行文化之林，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文學經(jīng)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陳的國際團隊，其中包括漫畫《坦克女郎》原創(chuàng)者之一的英國人杰米·休利特（Jamie Hewlett）及英國著名流行音樂人達蒙·阿爾本（Damon Albarn）。后兩人的虛擬卡通樂隊“街頭霸王”曾創(chuàng)下數(shù)張白金唱片銷量。

　　《易經(jīng)》也是西方讀者熟悉的一部中國經(jīng)典，其知名度即便在一般公眾中也相當高，而這亦主要歸功于60年代風生水起的反文化運動中，西方本土作家為挑戰(zhàn)當時的主流文化而大力譯介非西方哲學的努力。譬如，著名的科幻小說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代表作《高塔中的男人》，就大量引用《易經(jīng)》的內容。更早之前，借由埃茲拉·龐德的翻譯和注釋，《論語》也一度廣受英語文學界的矚目。

　　楊光爍：以上提及的似乎多以美國學者自發(fā)的譯介為主。最近，在歐洲漢學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的倡議下，中國政府實施了一項中華原典翻譯工程，旨在將五經(jīng)等文化原典翻譯為英、法、德等多種文字。您有何看法？

　　宋惠慈：我想，在現(xiàn)代，文化傳播主要取決于接收方的興趣和意愿。正如我剛才所舉的，曾在美國轟動一時的《易經(jīng)》熱、《論語》熱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我并不是漢學家，但以我對美國研究的體會，中國文化能否在美國“走紅”，美國方面的“內因”似乎更加關鍵。施舟人先生所謂的“中國原典少為世界所知”的斷語，或許有失妥當。

　　在我看來，將傳播中華文化寄望于國字號的原典翻譯工程，效果可能未必理想。需知，只有在當代作家將經(jīng)典熔鑄于其創(chuàng)作之中時，典籍才能在現(xiàn)代煥發(fā)出勃勃生機。

　　4 利用國際合作 提高作品的知名度

　　楊光爍：但是不能否認，文化傳播的關鍵，往往取決于翻譯質量的好壞。

　　宋惠慈：我無意否認翻譯的重要性。同中國古典文學相比，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西方的境遇可謂平平淡淡。即便偉大如魯迅，其名號仍尚未達到家喻戶曉的地步。這種懸殊恐怕和翻譯難脫干系。

　　拉爾夫·曼海姆（Ralph Manheim）在1961年翻譯的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以其卓越的譯文被推為50年來第四佳譯。在2009年，杰出的德文文學家布瑞昂·米切爾（Breon Mitchell ）重新翻譯了《鐵皮鼓》，以慶祝該小說出版50周年。新譯著再次受到廣泛的贊譽，使得該小說新意不減，繼續(xù)受到公眾的青睞。1967年，像《鐵皮鼓》一樣，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甫一面世，也成為全球的暢銷書。該書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圍內經(jīng)久不衰，應部分歸功于格雷戈里·拉貝撒（Gregory Rabassa）的出色翻譯。到目前為止，由這位哥倫比亞人寫的小說已翻譯成31種語言。與其他三位西班牙語小說家秘魯人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阿根廷人胡里奧·高特薩（Julio Cortázar）、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一道，馬爾克斯令拉丁美洲文學成為世界文學中一種令人敬畏的力量。他們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亦成為20世紀意義最為重大的文學運動之一。

　　奧爾罕·帕慕克非常幸運，他最著名的著作《我的名字叫紅》（My Name Is Red， 1998）的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的譯本的質量非常高。埃爾德格·高克納（Erdag M. G?觟knar）的英文譯著更令帕慕克蜚聲國際。正是憑借杰出的英文版本，帕慕克得以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高克納的重要貢獻為許多評論家所認可，其中包括約翰·阿普戴克（John Updike）。他在《紐約客》中寫道：“作為譯者，埃爾德格·高克納理應受到贊揚：他以行云流水的英文再現(xiàn)了帕慕克縝密的句子、熱情的藝術鑒賞力、博學而機巧的辯論和其筆下怪誕的城市場景?！?003年，高克納的譯著在都柏林贏得了都柏林文學獎。高克納代表帕慕克領取了該獎。按照通常規(guī)定，作為翻譯家，高克納拿到了1/4的獎金。同樣，帕慕克的著作被譯為歐洲語言也運氣不減：其法語版贏得法國文學獎（Prix du Meilleur Livre étranger），意文版在2002年榮獲利格林扎納獎（Premio Grinzane Cavour）。

　　楊光爍：很多中國文學家也認為，翻譯質量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進入世界文學主流的努力。您能否為中國作家提一些建議？

　　宋惠慈：奧爾罕·帕慕克的例子就很具有示范意義。雖然德語和西班牙語都屬于常見的國際通用語，但土耳其語則沒那么幸運。帕慕克大獲成功的奧妙在于他利用了廣泛的國際合作，敢于并善于打廣告，利用公眾讀物和購書簽名活動，在文學雜志和廣為發(fā)行的新聞媒體中獲得了知名度。這一點是中國作家需要學習和掌握的藝術。只有利用更大的國際知名度，如到西方訪學、建立文學圈的友誼、保持與翻譯家的聯(lián)系、密切與美國及歐洲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關系，凡此種種，才能促進中國文學的國際知名度。

　　與此同時，美國華裔作家（當然包括其他作家）也可以幫助公眾去認識與理解一個更加全面復雜的中國。哈金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他通過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有時堪稱犀利的描述，將一個人性化的中國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就像丹蒂卡特·丹蒂卡為海地或朱諾·迪亞斯為多米尼加共和國所做的那樣（這兩位作家在美國公眾中幾乎家喻戶曉，享有很高的公眾知名度）。哈金的作品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紐約時報·書評》的頭版上。

　　5 數(shù)字時代的公共人文

　　楊光爍：您一直倡導數(shù)字化教學，認為新技術有助于人文學的公共化，請簡單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內容。


　　宋惠慈：當前，借助新的技術媒介，大量資源以前所未有的多種方式得以展現(xiàn)。為了有效利用這些資源，大學乃至中學教育必須經(jīng)歷決定性的數(shù)字化轉變。像我的許多同事一樣，我在授課中使用多媒體課件，下載對課文有關的視頻資料作為文本分析時的有益補充。在我講授的美國文學的研討班上，作為作業(yè)的一部分，我讓學生建立自己的有關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 Powers）和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等現(xiàn)代作家的維基百科頁面。我的學生似乎對這種研究非常著迷，對其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比他們用在寫論文上的多得多。他們不僅收集了大量的傳記，還囊括了相關的訪談、語錄及評論文章。

　　在這些發(fā)展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將文學研究置于教室之外，視其為一股宏大潮流的組成部分，也就是所謂的“公共人文”。我在Facebook上開設了一個名為“反思世界文學”（Rethinking World Literature）的討論小組，來探索數(shù)字傳媒所帶來的教學上的嶄新可能性，并嘗試從文學角度回應全球化帶來的挑戰(zhàn)。最初的論壇成員由斯坦福和耶魯?shù)膸熒M成，但今天小組成員已近千人，他們分別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余個學術機構。成員們既包括私立文理學院的學生，也有來自研究型大學和社區(qū)學院的師生——它甚至還吸引了一些高中生。小組內的討論話題非常多樣，從宗教、音樂、戲劇直到神經(jīng)生物學?！笆澜缥膶W”在這里成為一項真正的集體事業(yè)：世界各地的學者、學生都可以提出話題、參與討論，并在平等的氛圍內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

　　借助Facebook的交互界面，“教學相長”成為一種常態(tài)。新技術為人文學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介，其開放性、自由性和自發(fā)性都是空前的。它不但開啟了文藝創(chuàng)作體裁的更多可能性，更賦予“多作者書寫”（multiple authorship）以嶄新的內涵。但技術本身是中性的，為了讓其真正有助于社會進步，技術基礎上的制度建設是必須的。

　　楊光爍：最后，請談談現(xiàn)在的研究。

　　宋惠慈：我現(xiàn)在的研究仍以跨學科研究為主，體現(xiàn)了我一直以來的學術興趣?，F(xiàn)在我正籌劃一部題為“美國文學與世界”（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的文集，計劃用美國文學研究的豐富資源作為研究美國之外的文化和歷史的基礎。我正在寫一部對我而言很重要的書，題為《多維伊斯蘭》（Many Islams）。它也是用美國文學來展示伊斯蘭教作為一種鮮活的宗教傳統(tǒng)所具有的多樣性，以回應美國極端保守派將其描繪成一股一元的、與西方文明為敵的邪惡力量的論調。

　　宋惠慈（Wai Chee Dimock），出生于香港，1972年取得哈佛大學文學學士，1982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主攻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先后任教于包括哈佛在內的美國多所大學，1997年起任耶魯大學教授，并歷任人文學術委員會（the Humanities Division Committee）主任等職務。

　　她雖主攻美國文學，但其學術博洽，注重與其他學科的融會貫通，其對美國文學與法學的交叉研究，即是一例。她強調對美國少數(shù)族裔文學及移民文學傳統(tǒng)的研讀，并將“全球（planet）”這一分析概念引入美國文學研究領域。在耶魯大學任教期間，提出大學課程設計應體現(xiàn)全球化的時代趨勢，對耶魯大學等名校的課程改革施加了一定影響。由于其卓越的學術成績，宋惠慈于2003年榮任耶魯大學英美文學系威廉姆·藍普生講座教授（William Lampson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特約記者：楊光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