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金石錄》解惑學界版本之謎

　　正當世博會在上海舉辦，又值全國古籍調(diào)查保護工作展開之際，上海圖書館推出了一臺“重頭戲”：“瑯函鴻寶——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展”。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巨冊《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這是上圖建館60年來首次以宋刊古籍為專題的展覽，我用近乎“朝圣”的心情趕去參觀，只感到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丶液?，又慢慢翻閱那本圖錄，真是美不勝收。


　　這些珍本，就是現(xiàn)在我們能看到的世上最古老的印刷書籍。據(jù)說，我國唐時已有雕版印書，但唐和五代刻本僅有殘頁存世，且多已流失國外；宋刻本質(zhì)量精美，傳世也極為稀少，早在明清時書賈即已按頁計價。如今的海內(nèi)外任何大圖書館，如有宋版，均列為特藏中的特藏、善本中之善本。

　　這些珍貴的古籍都是我們先人精魂的化身，每一本都飽含著動人的故事。對此我知道的不多，但這次上圖宋本展上最引人注目的《金石錄》和《注東坡先生詩》，恰巧我知道它們一點故事，有的還是展覽會和圖錄的說明文章中沒有寫到的。

　　這兩部書，都與我極為崇敬的前輩學者張元濟、鄭振鐸有過關(guān)涉。

　　上圖珍藏的這部《金石錄》共十卷，曾經(jīng)的收藏者以“金石錄十卷人家”傲稱于世。而今，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還珍藏了一部三十卷初刻足本《金石錄》。先來說說后者的故事。

　　你能想到嗎，如此國寶，竟然曾經(jīng)被以兩毛錢一斤稱重量買走？

　　那是1951年春，南京藏書家甘氏(津逮樓)的后人將舊宅賣給了某軍事學院，因家里書太多，搬運不便，他們又不像先人那樣懂版本，就由甘汶去請姻親盧冀野來幫忙處理。盧先生是著名學者，也是鄭振鐸的好友，當然是懂版本的，但他正好抱病在床，不能去，便介紹書賈馬興安上門看貨和議價。同去的還有趙世暹和綢布商朱某。其時甘汶適不在家，他們徑自挑書，以每斤二角近于廢紙的價錢買去了一批。待甘汶回來后，似覺不妥，便追到馬家，在《金石錄》上看到宋代年號“嘉祐”二字，由于他沒有什么學識，誤記為明代的“嘉靖”，遂去問盧冀野。盧病重，也未加注意，只說“嘉靖年間的書不算珍貴”。甘汶也就不再深究了。然而，趙世暹回去檢看時，發(fā)現(xiàn)書中夾有簽條，上有批字曰“此書版本絕佳，疑是宋版”。于是，馬、朱二人方知可能是寶貝，便爭奪起來。趙世暹說，如是宋版，應該交給鄭振鐸先生，捐給國家。

　　巧的是趙世暹認識鄭振鐸。世暹字敦甫，號琴城趙二，江西南豐人，居南京。他是有名的水利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藏書家，專以收藏水利文獻著稱。新中國一成立，他就通過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向國家捐獻了一批水利文獻。此事現(xiàn)在幾乎無人提及，其實也是一件大事。1950年9月18日，在鄭振鐸寫的一份關(guān)于新中國一年來文物工作的內(nèi)部總結(jié)報告的提綱中，就有《一年來人民捐獻中央的文物、圖書的統(tǒng)計》一節(jié)，其中提到“由于人民對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愛戴與信賴，一年來將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圖書捐獻出來的很多。其中，以劉肅曾捐獻的虢季子白盤、朱桂莘捐獻的岐陽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獻的能阝原鐘、張子厚捐獻的漢石羊、張伯駒捐獻的宋人尺牘、趙世暹捐獻的水利文獻、傅忠謨捐獻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獻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獻的明清抄校本書籍等尤為國之重寶。化私為公，得為人民所有，實為從來未有之舉。”從鄭先生“尤為國之重寶”之語，以及并列的重量級人物、物品，我們可知趙先生貢獻之大。

　　而趙世暹又認識張元濟。因為趙的父親正是張菊老早年任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校長時所聘任的教習。趙世暹便攜書專程來滬，請著名版本學家張元濟鑒定。菊老一見，大喜若狂，欣然題記曰：“孰知三十藏本尚存天壤，忽于千百年沉霾之下，燦然呈現(xiàn)，夫豈非希世之珍乎！”菊老還特地邀請冒鶴亭等老友趕來共賞奇寶。而當時，鄭振鐸又正好到上海視察工作(鄭先生是全國政協(xié)文教組長)，趙就將寶書面呈給鄭。鄭振鐸其喜可知，而且他連郵寄也不放心，帶在身邊，直到視察工作結(jié)束，親自帶回北京。

　　此事如此傳奇，當年轟動一時，據(jù)說著名老記者兼老學者張友鸞、張慧劍，年輕記者黃裳等人，都專程從上海趕到南京采訪呢。而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老學者馬衡在當年6月16日日記中也欣喜異常地記道：“西諦甫歸自上海，……此次自滬秘籍有北宋龍舒郡齋本《金石錄》三十卷，自來未見著錄，有唐伯虎印……” 鄭先生后來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的專欄文章《漫步書林》中，也特意提到“南京趙世暹先生曾從論擔稱斤的舊書里，獲得了宋刻本的《金石錄》三十卷的全書”。鄭先生代表國家表揚了趙世暹等人。后來，甘家還索性把所剩書籍、刻版、框架等裝了整整三卡車，統(tǒng)統(tǒng)捐獻給南京圖書館，受到當?shù)卣谋碚谩?0年代的人，覺悟都是很高的。

　　上面說的是國圖的《金石錄》。那么上圖的這本《金石錄》呢，更是鄭先生早就拼命保護過的。

　　那是70年前的狼煙烽火的日本侵華年代，以鄭先生為核心，與張菊老，還有張壽鏞、何炳松等愛國人士、大學者，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地下組織，由國民政府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撥款，為國家秘密收購大劫難中的珍貴圖書。也就是說，大智大勇的鄭先生們，從政府當局手里爭取到三十多年前沾滿了中國人民血淚的所謂“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來搶救再次慘遭帝國主義毀滅搶掠的中國古籍文獻！鄭振鐸在致張壽鏞的信中說：“我輩愛護民族文獻，視同性命。千辛萬苦，自所不辭?！薄盀閲冶４嫖幕?，如在戰(zhàn)場上作戰(zhàn)，只有向前，決無逃避。” 1941年12月2日，他在致重慶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的信中，還談到他正在與潘氏滂喜齋等處談判購書，并說“合此數(shù)家，并我輩所已得，宋本當在四百左右”，甚至“過五百，或不難實現(xiàn)也。于此時此地，若竟得有此結(jié)果，豈非百世之偉業(yè)乎”！這兩個數(shù)字，今天聽來都感到不可思議！但非?？上?，僅僅過了六天，日軍就發(fā)動了太平洋戰(zhàn)爭，上海立刻完全淪陷，鄭先生他們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就只得馬上停止活動。(但即使未達到上述兩個數(shù)字，鄭先生等人冒著生命危險在戰(zhàn)火中搶救了三百多部宋本，還有其他大量珍本，仍然是“百世之偉業(yè)”。)

　　令人更加感動的是，即使淪陷在日寇鐵蹄之下，鄭先生仍然千方百計拼死搶救民族文獻，其中就有今存上圖的這部滂喜齋《金石錄》。1943年8月7日，他化名“犀”(從“西諦”而來)致“蔚哥”(按，指蔣復璁)的隱語信中，就提到：“對此‘滂喜’物，我輩應如何珍視之乎？！與圣翁(按，指當時在上海的老學者、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徐森玉)商談久之，束手無策，相對長嘆。今日之大藏家，南瞿外，便應數(shù)到‘滂喜’、‘寶禮’二潘矣?！柘病缟⑹В\不可補救之一大劫也?！柘病镏兄罹罚小慰獭督鹗洝?即所謂‘金石錄十卷人家’之物，聞尚在滂喜)……此等物，皆國寶也……我輩日夜思維，無計可施，不得不懇兄向紫陽(按，指中英庚款董事會會長朱家驊)、潁川(按，指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二股東處極力設(shè)法，籌得此款，以便購入。明知處此情形之下，籌款必萬分困難，十萬之數(shù)，尤為巨大，然為保全國寶計，不能不有此迫切之呼吁。且緩不濟急，不能不先就此間設(shè)法挪借，以期收購……已與此間開明書店略有接洽……”鄭振鐸并說明，如果得不到撥款，所有的損失都將由他承擔?！盀榱舜朔N‘國寶’的保存，弟等自愿負一切償還之責，雖家無長物，但尚有破書十數(shù)架可以作抵也?！?br/>
　　現(xiàn)在知道，這封鄭振鐸冒險寄出的信，雖然越過戰(zhàn)火彌漫的萬水千山，最后重慶有關(guān)當局是收到的；但是，匯款之舉在當時如此險惡的狀況下，還是不能實現(xiàn)。(這也怪不得重慶當局。)看來，當時蟄伏在敵占區(qū)沒有任何經(jīng)濟收入的鄭先生，書沒有買下，還白白損失了一筆錢。此后的故事細節(jié)，還有待繼續(xù)發(fā)掘。可喜的是，這部國寶最終沒有流失毀壞。據(jù)上圖的朋友告訴我，滂喜齋《金石錄》是在解放后由他們從潘家后人處購來的。我猜想，潘家人也一定受鄭先生愛國精神之感動，好好保存此書，一直到售歸國有。

　　這兩部宋本《金石錄》由上圖的專家認真對勘后，解決了迷惑學界三百年的版本之謎。鄭振鐸、張元濟，還有張壽鏞、何炳松、蔣復璁等先生，如果泉下有知，得悉上海舉辦這樣的書展，推出這樣的圖錄，一定會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