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一段湮沒的紅學交流史

日前，忽然接到宋廣波先生寄給我的一份快遞郵件，內(nèi)有信函說明他曾赴臺訪學停留兩月之久，獲得了胡適之先生在拙著《紅樓夢新證》上面批注的手跡，十分珍惜可貴。返京后，特意惠示于我，這真是我近年來罕有的一件望外之喜事。我對宋先生這樣的高情盛誼，不知以何言詞方能略表我的深深感謝之情。我讀了這些批注手跡(38頁復(fù)印件)之后，思緒聯(lián)翩，一時之間交集于胸懷，想說的話也都紛紛涌向筆舌之間。因念及今年何年？正值歲在戊子，六十年前的那一個戊子，我在老北京東城的東廠胡同拜訪了胡先生，并承他親手借給我甲戌石頭記的真本。在當年的暑假，四兄祜昌和我盡了兩月之力錄成了一部副本。同年秋天胡先生又把有正書局的石印的戚序大字本和手寫本《四松堂集》借給了我(他托孫楷第先生轉(zhuǎn)交)。于是我開始細校甲戌、庚辰、戚序三真本，并寫出了《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次年《燕京學報》刊出)。所以那個戊子年乃是胡先生作《紅樓夢考證》之后將近三十年的時光過去了，這是多年以來在紅學研究緩步前進上的第一篇重要論文——更巧的是六十年以后的這個戊子，先是《紅樓夢新證》又得影印行世，如今又獲見宋先生傳來的胡先生手批本，那么這個戊子紀年的干支對于紅學史的發(fā)展的階段來說確實是一個紀里碑，而戊子年對我本人的感情記錄上來說，那就更是難以忘懷的重要一頁。

　　《紅樓夢新證》于1953之秋出版以后，海內(nèi)的反響，由友好人士的傳達，我得以略知一二，至于海外情況如何，我是無從得知。就連有人寫信給胡先生想挑撥先生的情緒，胡先生不但不介意反而說出了一篇贊我的獎飾之詞，這也是2005年以后才輾轉(zhuǎn)聽到的，我哪里能夠想象胡先生在那么早就做出那些批語。而到如今，若無宋先生，我仍是孤陋寡聞，人家也難以相信吧！這么說來，我之感謝宋先生豈是通常一般的心意可比。

　　胡先生降世于1891年，長于我者27歲之多。新文化運動時他是重要人物之一，而我則是次年才投胎入世的，到胡先生1921年發(fā)表《紅樓夢考證》時，我年方三歲。我是出身于村鎮(zhèn)家庭的孩童，家無藏書，少年失學，遭逢亂世……不拘從哪一方面來說，并沒有和胡先生對話論學的資格，后來在通信往還中也曾因為“白話文”的問題，我用不夠客氣的語言唐突冒犯了他，他也并不介意，依然不曾以為我是一個不可教的孺子；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紅樓夢新證》，里面又有幾處不夠恭敬的詞句(我的手稿中不是這樣的)，再到批俞批胡運動時，他又讀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盡管此文也曾經(jīng)過別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遠矚，不肯脫離學術(shù)討論和歷史因素而計較芥蒂于懷。從這些方面來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仁人君子，治學大師。如今宋先生給我的這些材料一方面引起我感念的心情，一方面又重新獲得了新的教益和啟示，例如，他對每一個細節(jié)微點都不肯放過，其認真嚴謹?shù)膽B(tài)度，使人凜然發(fā)生自律而敬服之心；又如，他肯于改正自己過去的見解，明白指出：“我錯了。巡鹽御史不是鹽運使。適之”(381頁)。還有一例：胡先生在《紅樓夢新證》第438頁上，我引裕瑞《棗窗閑筆》中批評高鶚續(xù)書的一些論點加以圈點，共有七處之多，還有幾句總括的話說：“裕瑞原文似尚有一節(jié)指出‘我們’‘喒們’的區(qū)別，高鶚本多誤。若我記憶不誤，此真是了不得的見地。適之”。至此，不論胡先生此處所指有何曲折層次，但有一點是十分清楚明確的，就是他已承認裕瑞對高鶚續(xù)書的指責，認為其見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對胡先生的這段批語理解不誤的話，那么此時他對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對程乙本的評價有所爭執(zhí)之時，他的看法已然有所改變了。這個問題若細論起來，就不止是一本小說和原書、續(xù)書這樣簡單的問題，實際上那是牽涉到中華傳統(tǒng)文化、文學理論等根本問題的事情了。這篇短序并非討論這種重大問題的場合，只能點到為止，若有機緣再當詳論。然而，仍有一點還想說明，就是胡先生對原書、續(xù)書的巨大區(qū)別已然明確承認，我和他早年的爭執(zhí)似乎雙方還沒有相互理解，今日看來，或許那時我對適之先生這樣的學術(shù)大師理解的太浮淺了吧。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九十年中我有幸結(jié)識的大學者不止一人，而像胡先生這樣的仁人君子、寬厚和平的高尚人格，還是并不多見的。至于他的學術(shù)成就，文化地位，更非一般可比，其影響所在，更非常人所能估量。前面已經(jīng)說過，我和他本無學術(shù)對話的任何資格，僅僅在一部《紅樓夢》上有了那些粗淺的討論，其實我和胡先生的關(guān)系本來分為師友交誼和學術(shù)論點的兩重關(guān)系，不容相混；然而不時還是有人將這兩點故意混淆，利用它來作些挑撥文章，這原是十分無聊的勾當，可以不必提到它；不過這樣的居心挑撥就不僅僅是胡、周二人關(guān)系之事情了。

　　再次感謝宋先生的惠示，沒有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我那拙著(有專家評為“不過是‘大二’學生水平寫作”)竟然得到胡先生的細讀細批，更讓我充分體會到胡先生對我這個后學小生始終是那樣關(guān)注和期望，實感榮幸之至。遺憾的是，《新證》之后，我又有一些考芹研紅的拙著已然來不及再請胡先生為我細讀細批了，言念及此，曷勝感舊之情。

　　順便提及：據(jù)宋先生相告，他獲見的胡適手批紅學資料書共有19種之多，皆是研究胡適紅學的重要資料。寄示于我者為《紅樓夢新證》《四松堂集》《懋齋詩鈔》《春柳堂詩稿》四種。胡先生在《四松堂集》卷尾“負生”題記處寫明以為是我的別署，此種細處也足見胡先生還能隨時念及于我的感情（“負生”實為吳恩裕之別署）。

　　詩曰：

　　花甲無端戊又周，名園駐影證重游。

　　韶年而立慚三立，情夢紅樓憶四樓。

　　曾見大師容末學，不期小著動高流。

　　中華文典千尋廈，屋角雞蟲計未休。

　?。ㄗⅲ┤ⅲ杂美献恿⒌?、立功、立言之義。四樓，未名湖畔第四座古典畫樓，適之先生曾用濃硃大書“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之事。

　　戊子大雪節(jié)后九旬周汝昌拜書

　　周汝昌（《胡適批紅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此文為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