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曾經(jīng)中國熱:中國人可能是諾亞最親近的后裔

-演講者：張國剛

　　-演講話題：西方的中國觀

　　-演講地點：國家圖書館

　　-主辦單位：中國社科院等


　　-演講者小傳

　　張國剛，漢族，1956年生。1988年獲南開大學(xué)歷史學(xué)博士學(xué)位。曾任南開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現(xiàn)任清華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歷史系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研究生導(dǎo)師，教育部長江學(xué)者特聘教授。

　　張國剛教授曾在海外留學(xué)和執(zhí)教多年。主攻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關(guān)系史和西方漢學(xué)史。著有《唐代藩鎮(zhèn)研究》、《唐代官制》、《德國的漢學(xué)研究》等多部著作。

　　通過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以及傳教士來中國的著述、翻譯的諸多文獻，歐洲形成了一個“中國熱”。有一幅油畫，畫里有各種各樣的東西，許多瓷器都是從中國進口的。

　　-西方如何認識中國？

　　古希臘羅馬時代就有有關(guān)中國的記憶，比如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第四卷就有關(guān)于中國的一些揣測，還有“賽里斯”、“契丹”等等這些對中國的稱呼。

　　如果說16世紀是葡萄牙人的世紀，那么，17世紀就是荷蘭人的世紀。荷蘭人通過其獨特的東印度公司貿(mào)易體系和無數(shù)快捷的帆船，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瓜分東方的海洋霸權(quán)。荷蘭人之后就是英國人、法國人，此外，還有一些北歐的小國。他們到東方來，不是來旅游的，是來做生意的。在廣州，珠江口的海關(guān)附近，就有他們的貨棧。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被大量出口到西方，而世界各地的白銀則源源輸入中國，最后，英國人用罪惡的鴉片來換取中國的商品。中國的形象，最早就是通過這些柔軟的絲綢、潔凈的瓷器、精美的家具，這些可觸摸、可感覺的物品，被傳到西方。

　　此外，還有官方使節(jié)。從16世紀初葉到18世紀末葉，西方派出了數(shù)十個代表團，試圖與中國官府建立穩(wěn)定的貿(mào)易關(guān)系，幾乎都遭到拒絕。使團來華的見聞及其成書后傳遞到歐洲，都引起西方對于中國的關(guān)注。其中最有名的是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他們在避暑山莊覲見乾隆皇帝，雙方在覲見禮儀上的爭執(zhí)，凸顯了中西文化上的差異以及權(quán)勢上的較量。

　　在中國文化向西方的傳播中，天主教傳教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早到東方主持中國教務(wù)的沙勿略，對中國的傳教抱有非常大的信心，他認為跟印度人比，中國人要聰慧得多，跟日本人比，中國人要文明得多，所以他致力于把東方的傳教放在中國。他的接班人是大名鼎鼎的利瑪竇，其后不絕如縷。

　　這樣的傳教士很多，大部分都是從里斯本上船，先到澳門，再到廣州，然后從運河往北到北京。他們向歐洲介紹了很多中國的情況。最早的一本介紹中國的書是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1585年)，這本書現(xiàn)在有中文版。門多薩是西班牙傳教士，奉教皇之命，把當(dāng)時在歐洲所能收集到的關(guān)于中國的情況寫成了一本二三十萬字的書，流傳非常廣。還有稍晚一點的曾德昭的《大中國志》(1642)，他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所寫多為作者親眼所見，而且對中國贊賞有加。

　　基旭爾是在羅馬的一個德國神父，他最有名的一本書是1670年出版的《中國圖志》。他把1625年在西安發(fā)現(xiàn)的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全文刊登在書里。成為西方人了解、學(xué)習(xí)中文非常重要的一個文本。

　　可以說，通過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以及傳教士來中國的著述、翻譯的諸多文獻，歐洲形成了一個“中國熱”。

　　我們看看當(dāng)時歐洲中國熱的情況。有一幅油畫，是描繪當(dāng)時海外中國探險者從歐洲歸來的場景。畫里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如植物標(biāo)本、瓷質(zhì)的彌勒佛。無論婦女，還是男人、小孩，都在欣賞從海外獲得的各種各樣奇異的物品。這許多瓷器都是從中國進口的。

　　他們都認為，中國人跟西方人一樣，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國人很可能是諾亞最親近的后裔。

　　-西方解讀中國之一：附會與融通

　　這方面的事例很多，這里只講一個初民語言的例子。中國的文字語言與歐洲很不一樣，但西方人首先接受的是中國的語言。這里有一個特殊背景。當(dāng)時歐洲學(xué)者都在致力于尋找一個所謂上帝的語言，或謂普遍的語言，或謂理性的語言。他們相信上帝造人類之初，也創(chuàng)造了語言，人類可以用語言互相溝通。后來，因為巴別塔事件才使人類語言不同了。所謂巴別塔事件，是說在今天的巴格達附近的巴比倫人，建造了一座通天塔，高聳入云，幾乎就要上天了，上帝看到人類聯(lián)合起來的力量太大，就使了一個法術(shù)，讓人類分散在世界各地，講不同的語言，互相難以溝通，從而分散力量。

　　因此，歐洲人就認為巴別塔(或叫通天塔)建造之前的語言應(yīng)該是諾亞方舟的語言，應(yīng)該是伊甸園里亞當(dāng)夏娃對話的語言。這種語言的后裔是什么呢？人們猜測，可能是希伯來文，猶太人的語言，也可能是埃及語言，但是他們覺得又都不像。現(xiàn)在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中文，中文的歷史如此悠久，也許中文就是上帝的語言，于是他們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從中尋找上帝的有關(guān)信息。

　　比如，中文中的亞當(dāng)和夏娃。門澤爾在《字匯》中找到一些條目，如女媧，《說文》：“古之神圣女，化萬物者也。”女媧是伏羲之妹，發(fā)明了很多東西，伏羲和女媧的關(guān)系跟亞當(dāng)和夏娃的關(guān)系很接近，西方公認，被中國人推崇為人文初祖的伏羲，就是亞當(dāng)；既然伏羲是亞當(dāng)，女媧就是夏娃。但是，這樣的推論，門澤爾覺得還不夠，他還從漢字里面找出了偷吃禁果的故事。他說“媧”字左邊一個“女”，意指“女人”，右邊關(guān)鍵是“咼”字，“咼”解釋“苦怪且，口內(nèi)不正也”，他沒有完全翻譯過來，但他知道不正就是不正確，不正確就是違法，違法就是犯了罪。“咼”是咬的意思，這里有一個嘴，這正是一個人吃樹上果子的動作，左邊有一個“女”，可見這個女人是通過秘密途徑來到樹下，這個途徑不合法也不正確。這個女人不是夏娃是誰呢？伏羲是人首蛇身，女媧又吃樹上的果子，這不就是創(chuàng)世紀里亞當(dāng)墮落過程的歪曲和碎化嗎？這是他們的推論。

　　所以，他們都認為，中國人跟西方人一樣，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國人很可能是諾亞最親近的后裔。

　　中國歷史的長度打破了《圣經(jīng)》在人們心中的壟斷地位，幫助歐洲人走出《圣經(jīng)》世界觀。

　　-西方解讀中國之二：沖突與批判

　　西方人研究中國歷史時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開端在基督誕生前2952年左右。歐洲《圣經(jīng)》體系之下，世界的壽命總共有4000多年，諾亞洪水即人類歷史的開端時間為基督誕生前2400多年，比中國歷史紀年晚500年之多，于是，中國歷史的長度成為對《圣經(jīng)》編年史的一個重大挑戰(zhàn)。

　　中國歷史起源時間問題原本只局限于中國傳教區(qū)，1658年衛(wèi)匡國出版《中國上古史》，勸說歐洲人接受始于公元前2952年的中國歷史，在歐洲教俗世界引起軒然大波。

　　當(dāng)時《圣經(jīng)》有兩個不同的版本，一個是七十子譯本，一個是通俗拉丁文譯本。最早《圣經(jīng)》是希伯來文，亞歷山大統(tǒng)治的希臘化時代，基本上把地中海、北非，甚至西亞都統(tǒng)一過來，于是，把《圣經(jīng)》翻譯成希臘文。當(dāng)時有七十個學(xué)者被召集在亞歷山大里亞城(現(xiàn)在埃及靠近地中海的城市)，各自單獨把《圣經(jīng)》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當(dāng)把各人的譯本匯聚在一起，居然大體相同，這個譯本被稱為“七十子譯本”。七十子譯本跟中國的編年史比較接近，所以當(dāng)時在中國的傳教士就用這個版本調(diào)和與中國編年史的沖突。公元世紀，羅馬帝國建立拉丁世界時，又把它翻譯成拉丁文，拉丁文本是官方正統(tǒng)文本，據(jù)此認為大洪水發(fā)生在基督誕生前2300年，于是，人類歷史的開端要比中國晚好幾百年?？墒?，歐洲都使用這個教會官方欽定的文本。隨著中國歷史知識逐漸深入人心，它逐漸成為歐洲人沖擊《圣經(jīng)》體系、批判《圣經(jīng)》哲學(xué)的一個武器。中國歷史的長度打破了《圣經(jīng)》在人們心中的壟斷地位，幫助歐洲人走出《圣經(jīng)》世界觀。所以，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知識對西方走出中世紀、啟蒙思潮的發(fā)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賺錢；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傳到歐洲，幫著歐洲走出中世紀，建立新社會。

-西方解讀中國之三：借重與放棄

　　中國知識主要在政治領(lǐng)域改變著歐洲，耶穌會士對中國政治的理想化描述令17世紀末以來的歐洲知識分子著迷，成為他們反思本國社會與政治狀況并探索改革方向的參照系。英國的文官制度基本上受到中國科舉制度的啟發(fā)，這是中外公認的。當(dāng)時歐洲走出中世紀，建設(shè)新社會，反思本國在神學(xué)體制統(tǒng)治下黑暗的中世紀，探索改革的方向，中國的開明政治，皇帝采納聽取大臣意見的做法、民本思想、和諧社會的觀念，儒家的道德觀念，中庸的觀念等等都成為他們反思本國政治的一個參照系。

　　比如，伏爾泰曾將元雜劇《趙氏孤兒》改編成“儒家道德五幕劇”，把場景從春秋時期移改到成吉思汗時代，劇本的結(jié)局是成吉思汗在紅顏知己伊達美的祈求和勸告下，歸附了儒家道德，兵臨北京城下而放棄攻破城池，接受了儒家倡導(dǎo)的道德文化。

　　當(dāng)然，歐洲畢竟是在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無論如何開明、如何盛世，它終究處在一個舊的社會制度框架下不能自拔。當(dāng)歐洲社會改革模式在借鑒吸收中國因素的情況下，日益成形、日益成熟，中西制度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日益明顯，就不得不放棄中國模式。因為時代在變化，歐洲整個社會觀念也在變化。


　　那么，與此同時，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如何采取應(yīng)對之策的呢？晚明盛清，朝廷對待西方的政策經(jīng)歷了從明末開海、清初禁海到白銀流入的階段。

　　在清朝初年，由于當(dāng)時鄭成功反清，包括南明朝廷在東南沿海還有些勢力，因此采取禁海、遷海(把沿海居民遷走)政策，限制海外貿(mào)易，直到1684年收復(fù)臺灣之后才開海。禁海導(dǎo)致的結(jié)果很嚴重，使東南沿海的外向型經(jīng)濟萎縮。當(dāng)然，走私依然存在，全世界依然在跟中國做生意，官方白白損失了許多關(guān)稅，老百姓平空添了很多麻煩和危險。最近一二十年，西方學(xué)術(shù)界認為，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整個世界貿(mào)易中心在中國，中國經(jīng)濟總量仍然居當(dāng)時世界的首位。

　　但貿(mào)易禁令使得赴東南亞的出海貿(mào)易受到嚴厲限制，中外貿(mào)易只能主要在中國本土進行。本土貿(mào)易的不利之處是，中國商品通常以遠遠低于本身價值的價格出售給來華外商，結(jié)果是17—18世紀中國貿(mào)易雖處于順差，但實際獲利卻大大低于處于逆差地位的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這無疑使中國商人損失充足的商業(yè)資本。可以說，中國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賺錢；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傳到歐洲，幫著歐洲走出中世紀，建立新社會。就是在這200年里，中國開始落后，中西位置完全顛倒。

　　伏爾泰是對中國非常贊美的一個思想家，他鮮明地把中國樹為歐洲的對立面。中國在遙遠的古代便不斷探索各種技藝和科學(xué)，并且達到很先進的水平。

　　-西方解讀中國之四：贊美與批評

　　如果說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尋找相似性，是神權(quán)統(tǒng)治下的歐洲的產(chǎn)物，那么對中國與歐洲對立性的深切體認，則可以說是處于近代工業(yè)資本主義文明下的歐洲的產(chǎn)物。

　　截至17世紀初，歐洲仍深受《圣經(jīng)》神學(xué)觀念制約，因而，在基督教普遍主義理想驅(qū)使下，極力在中國與歐洲間尋找相似性，以將中國已有的宗教納入基督教范疇。但中西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差異性，18世紀時兩者的社會發(fā)展趨勢又截然不同，當(dāng)極力尋找兩者相似性的動機解除之后，它們之間的差異自然而然就愈發(fā)明顯，直至建立起“中國是歐洲的對立面”這樣一種認識。這個觀念一直統(tǒng)率著歐洲人的中國觀。

　　這種認識一經(jīng)形成，又成為19和20世紀歐洲人認識中國的起點。近代工業(yè)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其實只是在西歐產(chǎn)生的一個特例，歐洲人自身對這種特殊性的感受，隨著他們征服世界的旅程不斷展開而日益強烈，將中國定位為歐洲的“他者”，也正是歐洲人對自身特殊性深刻領(lǐng)會后的一個投影。

　　伏爾泰是對中國非常贊美的一個思想家，跟萊布尼茨很類似，是親中派，他鮮明地把中國樹為歐洲的對立面。中國在遙遠的古代便不斷探索各種技藝和科學(xué)，并且達到很先進的水平，但是后來的進步卻微乎其微。歐洲人獲得知識很晚，但是很快臻于完善。伏爾泰認為，中國是早慧而停滯的，歐洲則是后學(xué)而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原因是，中國人對祖先留下的東西有不可思議的崇敬心理，認為古老的東西都盡善盡美，無需改進，中國崇古就故步自封，在孤立主義中限于靜止。這些其實是伏爾泰對中國文明的基本看法，而它們也成為后來歐洲人對中國人的重要印象。

　　孟德斯鳩跟伏爾泰相反，是對中國持批評態(tài)度的一種人。他說中國文明古老而悠久，是因為貧困、地理隔絕，因為地理對外隔絕，所以中國歷史實際是沒有進步的治亂循環(huán)。特別是在談到政體的時候，孟德斯鳩講歐洲歷史上有三種政體：共和、君主、專制，他最贊賞的是英國的政體，因為這是由法律維護的，以理性為原則，這是歐洲的希望之光。相反，中國以前一直是以恐怖為原則的專制國家，而專制主義是令法律失效的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洲人開始反省，覺得他們這種強勢的過于好動的文化有問題，伏爾泰希望歐洲參照中國的“靜”來反思自己過分的“動”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

　　-西方解讀中國之五：靜止與孤立

　　啟蒙時代歐洲關(guān)于中國文明和中國人基本特征的認識，深刻影響了后來的西方人，不管是不諳中文的歐洲學(xué)者，還是親歷中國的各類游客，不管他們以怎樣的方法和立場來發(fā)揮引申，其基本模型都是18世紀所塑造好的。

　　比如，關(guān)于中國人的性格，19世紀末期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zhì)》一書中所總結(jié)的，中國人性格特點包括：愛面子、節(jié)儉、勤勞、知足常樂、對生活狀態(tài)和對具體事情都有強烈忍耐性、重視禮節(jié)、孝行仁慈、漠視時間和精確性、天性誤解、沒有契約精神、拐彎抹角、因循守舊、柔順固執(zhí)、麻木不仁、心智混亂、互相猜疑、缺乏同情、共擔(dān)責(zé)任(或者說株連)、敬畏法律等等。這是他對中國的觀點，有好有壞，這些東西實際上都跟啟蒙時代那些人的看法相似。

　　羅素就講，西方人有一種理論，認為中國人是不可思議的。法國詩人、思想家瓦萊里講，我們不能將他們視為野蠻人，又不能把他們抬到與我們同樣驕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們列為另外一個領(lǐng)域，編入另一個歷史順序之中，即歸到實際存在但不可理解卻又與我們永遠共同生存的一個類別中。所以中國人對他們來講是很神秘的，不可理解的。

　　除了中國人的性格特征之外，18世紀形成的關(guān)于中國文明靜止孤立的看法，關(guān)于中國專制主義的看法，無不被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洲學(xué)者所繼承。黑格爾有著名的歷史開始于東方、但東方在歷史之外的論斷。

　　當(dāng)然，每個人的角度還是不一樣。伏爾泰指出中國文明的孤立主義性質(zhì)，但他對這種性質(zhì)大體持贊揚態(tài)度。他把以中國為首的東方世界定義為一個以靜止和孤立為準則的世界，這個世界與以積極活動和文化互動為準則的西方世界相對立，同時也是促使西方自我反省的必要參照。

　　孟德斯鳩、孔多塞、赫爾德、黑格爾接二連三地把中國和歐洲來對比，目的就是襯托歐洲的正確和偉大，中國人那種深為耶穌會和伏爾泰贊賞的和平主義精神，相形之下就成了導(dǎo)致中國國力衰弛、國民懦弱的一種根源特征。

　　隨著時代變化，評價也在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洲人開始反省，覺得他們這種強勢的過于好動的文化有問題，伏爾泰希望歐洲參照中國的“靜”來反思自己過分的“動”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很有意思的是，巴黎和會的時候，五四運動前夕，梁啟超作為中國民間代表團的代表到巴黎去參加和會，他回來以后寫了一篇文章《歐游心影錄》，他感覺到歐洲一戰(zhàn)以后反思自己文明的問題，提出要向中國儒家文明學(xué)習(xí)。

　　我們對西方人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評價，不要用好和壞、美和丑、贊揚和批評的對立概念表達。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都取決于自己對這種異質(zhì)文化有什么需求。

　　-西方中國觀演變帶來的思考

　　追溯一下歐洲認識中國的起點和特點，分析這些特點對后來的影響，我們發(fā)現(xiàn)：一方面歐洲關(guān)于中國的基本知識長期停留在啟蒙時代的水平而少有變化；另一方面歐洲對中國的評價又隨著歐洲社會的動蕩起伏而變動不居，中國在歐洲人眼里的形象是一只“變色龍”。所以，我們對西方人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評價，不要用好和壞、美和丑、贊揚和批評的對立概念表達，不要說西方人評價中國好，評價中國不好，贊揚中國或者批評中國。實際上不論哪個時期，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都取決于自己對這種異質(zhì)文化有什么需求。

　　所以，我們講啟蒙時代是近代以來西方人認識中國的起點，也是定調(diào)的時代，不僅有關(guān)中國的基本知識從那時獲得并鞏固，而且從那時起中國就被歐洲塑造成一個有助于加強歐洲人自我意識的對立文化實體，是最不一樣的一個文明，是最異類的文明。隨著歐洲人自我評價的變化，這個對立文化的價值實際也在搖擺。直到今天，歐洲許多關(guān)于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中西初識的時期，歐洲人仍相當(dāng)頑固地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來理解中國。

　　到底應(yīng)該怎樣看待不同文明之間的觀點呢？哈貝馬斯的觀點值得我們深思：“普遍主義，意味著對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讓，包括他們的脾性和無法理解的行動，并將此視作與自己相同的權(quán)利；意味著并不簡單地將異己者排斥在外；意味著包容的范圍必然比今天更為廣泛。道德普遍主義意味著這一切?！?br/>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西方的中國觀贊美中國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為批評而感到沮喪。因為西方都是站在自己立場上為自己的需要來做判斷。我們應(yīng)該真正站在一個普遍主義立場上看待不同的文明。

　　西方認為，從文化傳統(tǒng)來說，中國是一個“靜”的民族，講和平的民族，是和平主義發(fā)展的民族，這一觀點一直被公認。但是對這種和平主義有兩種看法：一方面認為這種和平導(dǎo)致中國的懦弱不振不發(fā)展；另一方面認為這種和平值得借鑒，以救助歐洲的過分強勢發(fā)展。我想將來如果中國以和為貴，建設(shè)和諧社會的思想真正能夠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準則，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