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學研究的態(tài)度、立場與方法

論國學研究的態(tài)度、立場與方法 ——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

　　劉澤華先生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學者。最近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作《關于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所質疑的問題涉及到如何看待當前的國學熱,尤其是國學研究的態(tài)度、立場與方法問題。我想就此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劉澤華先生及一切關心國學發(fā)展的人們。

　　一


　　劉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王權主義,并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劉文中所講的“陰陽組合結構”。按照劉先生的講法,中國政治思維包括了陰陽兩個方面,其中陽是君本,是王權,是專制,這是主要的,不能變的;陰是民本,是“從道不從君”,是“天人合一”,這是次要的,是服從于君本的。舉例來說,孟子講“民為貴”、“君為輕”,主張對暴君可以誅之、殺之,可劉先生講,現(xiàn)實中還是君為本,孔孟并不否定君主的統(tǒng)治地位,一句話便把民本否定了,把民本講成了君本。又如,儒家講“從道不從君”,郭店竹簡中有“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可劉先生講,歷史上還有“王體道”、“王就是道”的命題(不知劉先生說的是誰的命題,但決不是孔孟的觀點),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一句話又將儒家對王權的批判、反抗否定掉了,把對專制的批判講成了圣王崇拜。劉澤華先生就是這樣將歷史的現(xiàn)實層面與文化的價值、理想層面混同起來,用前者否定后者,將后者化約到前者,甚至用來源不同的材料互相說明、論證。

　　讀到這里可以明白,原來劉先生之所以反對提倡國學,是因為他自己有一套國學,劉先生的國學便是王權主義,其方法是陰陽組合論,現(xiàn)在劉先生的國學觀與社會上的提倡在宗旨上產生了矛盾,在方法上出現(xiàn)了分歧,于是他感到不滿,要提出種種質疑了。按照劉先生的國學觀,國學研究就是反封建,反專制,就是從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中去發(fā)現(xiàn)王權的根源,也就是要通過“陰”的文化現(xiàn)象去發(fā)現(xiàn)“陽”的文化本質。翻開劉先生的著作,不難發(fā)現(xiàn)大量這樣的論述,像傳統(tǒng)人文主義是一種王權主義,先秦人性論是專制人性論,孔孟提倡的獨立人格實際是一種奴性人格,百家爭鳴極大地促進了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的發(fā)展與完備等等。而當前國學熱的一個特點是著力突顯、提倡傳統(tǒng)文化的正面價值,與劉先生的為學宗旨不僅不相符,而且“背道而馳”,這自然是劉先生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質疑,為什么“談到中華文化就集中說精華,而且說得那么美”?對于一些學者試圖吸收外來文化,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劉先生則視之為“倒貼金”,認為是犯了歷史學的大忌,“試問,‘注入新的生機,升華新的境界’還是‘傳統(tǒng)學術’的國學嗎?”劉先生還有一個說法,認為文化是有階段之分,有“先”“后”之別的,傳統(tǒng)文化相對于現(xiàn)代社會是一種落后的文化,今天的中國是在落后趕先進,一味地弘揚傳統(tǒng)文化,講我們的“先進性”,是“強行超歷史階段”。所以在劉先生的眼里,當前的國學熱無疑就等于一場“文化大躍進”。

　　二

　　劉先生的質疑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盡管在很多學者看來,這些可能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今天我們應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看待、研究國學?國學的使命是什么?國學研究能否從正面去積極弘揚傳統(tǒng)文化?

　　劉澤華先生強調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國學,認為文化是有階段性、時代性的,“經濟發(fā)展的程度大體也決定了文化的發(fā)展程度”,而國學、儒學的內容“是上個歷史時期的東西,從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養(yǎng)分,但從體系看,更多是阻力”。對于劉先生的這個觀點,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曾經有一段時間,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響,人們喜歡把思想、文化與一定歷史的社會存在看做是簡單的對應關系,認為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總是服務于當時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同時,又持一種簡單的“進步”觀念,認為“今”總是勝于“昔”,今天的文化總是領先于古代的文化。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人們對于傳統(tǒng)主要是著眼于批判,是深挖古人思想的階級屬性,即使有繼承,也是要把批判放在第一位。劉澤華先生的以上觀點顯然是以往這種思維方式的延續(xù),只不過他將“階級分析”改為了王權批判。

　　注重文化的階段性、時代性,固然不錯,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文化還有更重要的特點--連續(xù)性與超越性。德國著名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曾經揭示這樣一個現(xiàn)象,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時間里,中國、印度、希臘、兩河流域等地區(qū)幾乎同時達到古代文明的一次高峰,涌現(xiàn)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這即是所謂的“軸心時代”?！拜S心時代”的文化是在今天看來經濟發(fā)展相對落后的條件下取得的,但她卻“奠定了人類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從此以后,“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需回到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點燃”。所以文化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也不可以簡單用經濟發(fā)展程度來說明,歷史上的許多文化創(chuàng)新都是以“返本開新”的形式來完成的。例如,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本是一場宣傳資產階級文化的運動,但她卻以復興古典文化的形式出現(xiàn)。文藝復興向我們揭示一個貌似悖謬的道理,創(chuàng)新往往只能通過復興才能實現(xiàn),文化像一切生命體一樣,都必須從既有的成果中找到種子,吸取養(yǎng)分。所以西方人講一部哲學史就是柏拉圖的注腳,中國也有“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說法,“我注六經”是回到歷史,回到傳統(tǒng),“六經注我”則是面向未來,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就是在這種階段性與聯(lián)系性、時代性與超越性的緊張中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劉先生僅僅因為文化的階段性,便斷言國學、儒學不可能“加入現(xiàn)代化行列”,實在是有失片面。

　　劉先生強調對于傳統(tǒng)文化要用“二分法”,“每個民族的精神都有積極面,同時也有消極面”,這當然不錯。但問題是他的陰陽組合論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見王權,不見其他”,是把一切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都歸于王權并予以否定,這種做法很難說是“二分法”。所謂“二分法”是說任何事物包括文化傳統(tǒng)都有積極、消極兩個方面,需要從兩個方面去做整體把握,同時由于研究者的觀察視角與所處時代的不同,在二分的基礎上,既可以側重于對傳統(tǒng)消極方面的批判——但不是劉先生的那種批判,也可以著力于對傳統(tǒng)優(yōu)秀部分的弘揚,也就是說“二分法”是不排除對傳統(tǒng)文化的積極弘揚的。

　　從歷史上看,國學的提倡總是與一個時代的需要聯(lián)系在一起的,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提倡國學是為了“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熱腸”;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學運動,則主要是倡導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故“整理國故”盛行一時;我們今天的時代需要是什么呢?我認為這就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設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當前國學的使命就是創(chuàng)造出與我們正在努力建設的民主、和諧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滿足廣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這當然需要通過弘揚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同時吸取外來先進文化并加以融合、創(chuàng)造之來實現(xiàn)。更重要的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積極弘揚,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傳統(tǒng)的客觀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對傳統(tǒng)負面內容的批判。我們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傳統(tǒng)的積極面,哪些是消極面,然后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揚。同樣,我們提倡、弘揚正面的價值觀,也就是對傳統(tǒng)消極內容的批判和否定。例如,我們提倡仁愛、和諧的價值觀,就是對傳統(tǒng)的“窩里斗”、“醬缸”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們提倡民主、人權的政治理念,就是對專制政治漠視人的生命,踐踏人的尊嚴的抗議和控訴。傳統(tǒng)文化就是在這樣的創(chuàng)造轉化中“從歷史中走出來”,并發(fā)展為當代的新文化。劉先生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旨和核心價值不可能來自于國學、來自傳統(tǒng)文化”,又說古人講的和諧是差別、等級下的和諧,與今天的社會是不相容的,這就讓人難以理解了。劉先生講沒有一成不變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對的。但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我們對古人的思想有繼承同時有發(fā)展,“剔除糟粕,吸取精華”,“注入新的生機,升華新的境界”,使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續(xù)、發(fā)展,否則,哪還有民族文化精神呢?劉先生何必要畫地為牢!

　　當然,學術研究是包含了“是什么”和“應該怎樣”的不同層面,在歷史事實的問題上,自然要講求客觀,不可對古人的思想一味拔高,更不可“倒貼金”。但研究“是什么”又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應該怎樣”,即便我們在“是什么”的層面認識到古人的和諧包含了差別、等級的歷史局限,也不妨礙在“應該怎樣”的層面去發(fā)展出時代需要的和諧觀,不妨礙我們去繼承、發(fā)展古代的和諧思想。況且當今社會仍然存在職務的高低、身份的差別、財富的多寡,人與人之間并非完全平等,我們今天提倡的依然是差別下的和諧,儒家的和諧觀仍有其現(xiàn)實意義。劉先生非要將“古”“今”對立起來,恐怕不是研究國學的正確方法。

　　三

　　根據(jù)劉澤華先生的看法,古代王權的影響無所不在,“在時間上是永久的,在空間上是無邊的”,它滲透到社會的肌體,毒害了人們的思想,顛倒了是非觀念,古代各種思想,“其歸宿基本都是王權主義”。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傳統(tǒng)文化確實成了社會進步的阻力,應該成為批判的對象,今天的國學熱也出現(xiàn)了方向性的錯誤。但事實恐怕并非如此。

　　已有學者指出,劉先生對古代王權做了無限的夸大,將歷史中的部分現(xiàn)象、事實當做了歷史的整體甚至全部,又將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都還原到王權上來,想用王權主義對其一一進行解釋和說明,這種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簡單化的,其結論也是有偏頗的。且不說古代王權是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逐步形成的,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是在秦漢以后才出現(xiàn),即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王權而言,其對社會的控制也是有限的,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縣一級,且人數(shù)有限,往往只有兩三人,王權以下是地方自治傳統(tǒng),“天高皇帝遠”,“帝力于我何有哉”乃是社會的常態(tài)。費孝通先生指出,“鄉(xiāng)土社會的權力結構,實際是無為的”,實行的是長老統(tǒng)治。美國著名學者狄百瑞甚至認為,儒家思想中存在著一個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這些都說明,古代王權的力量遠沒有強大到可以重塑社會,可以掌控全部思想活動及其成果的地步。所以,古代雖然有王權,但歷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詩宋詞,有四大名著,有玄學、理學,有一批批思想家的涌現(xiàn),可以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古代文化,這與“文革”中文化凋零,肅殺一片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王權盡管有種種弊端,難道就沒有積極的一面?王權在抵御入侵、興修水利、民族融合上是否也起到過進步的作用?中國歷史上的王權一般都有提倡教育、重視文化、宗教寬容的傳統(tǒng),一定程度上也為思想的自由創(chuàng)造提供了可能,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不遜色于其他民族,甚至居于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劉先生反復強調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但在王權的問題上,缺乏的就是歷史的態(tài)度。

　　劉澤華先生在對待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王權問題上的偏差,可能并不完全是學術的原因。如有學者指出的,劉先生在“文革”中受到過沖擊,那個史無前例時代的封建專制主義大泛濫給了他極大的刺激,他對當時的社會現(xiàn)象做了獨立思考,認為“文革”中的專制主義不僅僅是當時的創(chuàng)造,也是歷史上封建主義的延續(xù)和復活。所以他特別關注歷史上的王權問題,希望通過批判傳統(tǒng)文化間接地批判社會現(xiàn)實中的專制主義“遺毒”。他的研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一些看法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但由于他過多地把道德義憤帶到學術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權,結果把古代社會說得一片漆黑,將傳統(tǒng)文化徹底妖魔化。盡管劉先生的主觀愿望是為了批判專制,但他沒有意識到,這樣來研究國學、研究傳統(tǒng)文化不僅不能客觀了解古代社會,也達不到他所期望的政治效果,還可能造成民族虛無主義,更遑論從歷史中走出來了。

　　劉澤華先生對國學的質疑,反映了當前學術界的另一種國學觀,其間的是非曲折值得認真思考、總結。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如何看待傳統(tǒng)文化,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立場、觀點看待國學,是關涉到國學發(fā)展的重大理論問題。毋庸諱言,中國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一樣也有自身的局限與不足,民主傳統(tǒng)缺乏、權利意識淡薄使我們在向現(xiàn)代社會的轉型中步履維艱,困難重重。隨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弘揚與提倡,人們在講“同情理解”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忽略了對傳統(tǒng)文化負面內容的檢討與反省,從這一點講,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積極意義。但我們提倡批判,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所以與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相輔相成,并不矛盾的。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文化傳統(tǒng),如“大一統(tǒng)”的政治思維方式,追求統(tǒng)一的民族心理,多民族共同相處之道等等,它們構成了中國國情的一部分,對于這些內容就不能簡單地貼上王權的標簽了事,而應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心理機制、社會原因并加以調適、轉化、引導,在此基礎上走出一條“中國道路”來。

　　梁濤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